官奴营在城西,一座低矮的土墙围起几排漏风的茅屋,像座活人坟。
我们被剃去一缕头发,脸上烙下“奴”字,名字被抹去,只余编号。我成了“癸字三十七”。小豆子太小,被单独关在一处,每日只能远远望见他蜷缩在墙角的身影。
起初的日子,是麻木的劳作。舂米、挑水、浆洗官差的脏衣。监工的鞭子随时会落下,理由可以是米粒太粗,也可以是天色太阴。我沉默地承受,像一块石头。夜里,我用指甲在土墙上刻下数字,记录着被奴役的日子,也刻下那些被鞭打、被侮辱、甚至无声消失的同伴的名字。
我开始观察。观察监工换班的规律,观察围墙角落哪处的土最松软,观察运粮车进出的时间。我更在观察人。那个总在账房记账、戴着眼镜的年轻文吏,眼神里没有其他官差的暴戾,只有疲惫和一丝……难以言喻的悲悯。他就是那日,替我们引述《大雍律》的人。
我等了三个月零七天。
那夜暴雨倾盆,雷声掩盖了一切。我用藏了许久的碎瓷片,割断了草席上用来捆人的麻绳,又撬开了关押小豆子的门。雨水冲刷着脸上的烙印,火辣辣地疼。我们像两只湿透的老鼠,在泥泞中爬行,躲过巡逻的灯笼,终于摸到了那处松软的墙角。
“癸字三十七!”一声低喝在身后响起。
我的心跳几乎停止。转身,是那个文吏。他撑着一把油纸伞,雨水顺着他清瘦的下颌滴落。他看着我,又看看我身后瑟瑟发抖的小豆子,沉默了几秒,忽然将伞递了过来。
“走吧。”他声音很轻,却像惊雷,“往西,三十里,有座破庙,庙祝曾是军医。他……会帮你们。”
我愣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不怕被连累?”我问。
他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极淡、极苦的笑:“那日寨前,你说的那句话,我一直记得。‘和山下的豺狼,有什么分别?’”他顿了顿,目光落在我脸上,“我读圣贤书,为官一任,若连这点星火都护不住,与豺狼,又有何异?”
雨幕中,我看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单薄而挺直。原来,救赎并非总在高天之上,有时,它就藏在一个人于黑暗中,为你递来的一把伞里。
我们逃了。穿过荒野,躲过追捕,终于在破庙找到了那位沉默寡言的军医。他治好了我脸上的烙伤,留下了一道蜿蜒的疤,却保住了我的眼睛和性命。
五年后。
江南水乡,烟雨朦胧。我开了一间不起眼的医馆,招牌上写着“济生堂”。我用上辈子学的心理知识,结合军医所授的医术,专治那些被当作“疯病”或“邪祟”的心病。我收留无家可归的孤女,教她们识字、学医,让她们有朝一日能堂堂正正地活着。
小豆子已长成少年,成了我最得力的帮手。
一日,医馆来了位贵客。是位年轻的将军,面容冷峻,正是当年剿灭黑风寨的他。他身负旧伤,心神不宁,夜夜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