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高三

高三那年，刘耀文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

他要考大学。

不是艺术院校，是普通高校的舞蹈专业。目标是北京舞蹈学院，全国最难考的舞蹈学府之一。

“你疯了？”他妈妈在电话里的声音大到姜念隔着阳台都能听见，“你文化课才多少分？你拿什么考北舞？”

刘耀文没有顶嘴。他只是说：“我试试。”

挂了电话之后，他给姜念发了一条消息：“你会帮我补文化课吗？”

姜念回：“哪天开始？”

“明天。”

“好。”

从那天起，每个周末刘耀文都会从艺校回来，坐在姜念家的客厅里，和她面对面做题。他的文化课基础很差，高二的内容很多都听不懂，需要从高一甚至初中的知识点补起。

姜念把笔记借给他，一页一页地讲。他听得很认真，笔在纸上沙沙地记，遇到不懂的就问，问明白了就点头，然后继续往下。

有时候他会突然停下来，看着姜念。

“怎么了？”

“没什么。”他低下头继续做题，耳朵尖有一点红。

有一次姜念妈妈端着切好的水果进来，看见他们两个并排坐在书桌前，一个讲题一个做题，头凑得很近。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轻轻把水果放下，退了出去，把门带上了。

姜念没有注意到。

但刘耀文注意到了。他看着那扇关上的门，嘴角弯了一下。

十二月的一个周末，重庆难得出了太阳。姜念和刘耀文坐在黄葛树下背书，二橘窝在他们中间，把自己团成一个橘色的毛球。

刘耀文在背英语单词，皱着眉，嘴里念念有词。姜念在看历史书，偶尔抬头看他一眼。

“abandon。”他突然念出来，“抛弃，放弃。”

“嗯。”

“这个词不好。”

“为什么？”

“为什么要造一个表示‘放弃’的词？”他把单词本合上，靠在树干上，“人就不应该放弃。”

姜念把书放下，看着他。

冬天的阳光很薄，透过黄葛树稀疏的叶子，在他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的睫毛在阳光下变成浅棕色，微微颤动着。

“那你放弃过什么吗？”她问。

刘耀文想了想：“好像没有。”

“从来没有？”

“小时候学跳舞，摔了无数次，没放弃。初中数学考五十八分，也没放弃。全国赛只拿了第五，还是没放弃。”他转过头看她，“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每次我想放弃的时候，你就会说一句什么话，然后我就不想放弃了。”

姜念愣住了。

“我三年级跳得最烂那次，你说‘你跳完了’。初一数学考砸了，你说‘还行’。全国赛拿了第五，你说‘全国第五’。”他把她的语气学得惟妙惟肖，“你总是能把我觉得很糟糕的事情，变得不那么糟糕。”

姜念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摸着二橘的耳朵。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你有。”他说，“你只是自己不知道。”

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落在二橘的背上，也落在他们之间的空隙里。空气中有冬天特有的清冽气息，混着远处飘来的烤红薯的甜香。

“刘耀文。”

“嗯？”

“你要是考上了北京，我就——”

“就什么？”

“就也考北京的大学。”

刘耀文直起身子，眼睛亮了。

“真的？”

“我本来就打算考北京的学校。”姜念说，耳朵有点红，“北京的好大学多。”

刘耀文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像很多年前那个豁了门牙的小男孩。

“行。”他说，“那我们一起。”

那个寒假，姜念家的客厅成了刘耀文的固定座位。每天早上九点他准时敲门，背着一个装满课本和试卷的书包，手里有时候拎着两个包子或者一杯豆浆，是给姜念带的。

“你又带吃的。”

“你太瘦了，多吃点。”

姜念接过温热的豆浆，低头喝了一口，把表情藏在杯口后面。

他们面对面坐着，中间是一张堆满书本的桌子。姜念给他讲数学，讲英语，讲文综。他听得很认真，但偶尔还是会走神——窗外的鸟叫、楼下收废品的铃铛声、隔壁传来的电视声，都能让他的目光飘向别处。

“刘耀文。”

“在！”

“你又走神了。”

“我没有。”

“那你把刚才我讲的复述一遍。”

他张了张嘴，然后挠了挠头，笑得有点心虚。

姜念叹了口气，把笔放下。

“你在想什么？”

刘耀文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在想以后。”

“什么以后？”

“以后我们在北京。”他把下巴搁在手掌上，眼睛看着窗外的某处，“你上你的大学，我上我的。周末我们可以一起去逛胡同，去吃涮羊肉。北京的冬天会下雪，很大的那种，不像重庆的这种小雪花。我们可以堆一个真正的雪人。”

姜念静静地听着。

“然后等我毕业了，进舞团，当舞者。你毕业了，做你想做的事。”他的声音很轻，像在描述一个很遥远但又触手可及的梦，“我们会有一个家。不用很大，但要有阳台。阳台上可以种花，也可以什么都不种，就放两把椅子。夏天晚上可以坐在那里乘凉。”

姜念的眼眶慢慢红了。

“像现在这样。”刘耀文转过头看她，“但比现在更好一点。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

他没有说完。

但姜念知道他想说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不是隔着嘉陵江，不是隔着电话和屏幕，不是每周只能见二十四个小时。是在同一个屋檐下，是每天睁开眼就能看见对方，是把“等我”这两个字从生活里彻底删掉。

“你先考上再说。”姜念说，声音有点哑。

“我会考上的。”

“还有五个月。”

“够了。”

他低下头继续做题，笔尖在草稿纸上沙沙地响。姜念看着他低垂的侧脸，看着他咬笔杆的习惯性动作，看着他因为专注而微微皱起的眉头。

这个人从五岁就说要保护她。

十二年了。他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在一点一点地兑现。

春天来得很快。

三月，艺考。刘耀文去北京参加北舞的专业考试，走之前姜念送他到轻轨站。他背着一个大包，里面装着练功服、舞鞋和水杯。

“三天。”他说，“三天就回来。”

“嗯。”

“等我。”

“好。”

他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然后转身走进检票口。姜念站在外面，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轻轨开走了，站台上的人散去，她还站在那里，看着空荡荡的轨道。

三天后，他回来了。

专业考试通过了。成绩不算顶尖，但在通过线上。接下来就看他文化课能考多少分了。

“文化课过线就行。”刘耀文把成绩单拍在桌上，“后面三个月，我什么都不干了，就做题。”

他真的做到了。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觉。姜念给他制定的复习计划，他一条不落地执行。他不再走神了，不再看窗外，不再咬笔杆发呆。他像一台被上了发条的机器，把所有精力都碾进了那些密密麻麻的试卷里。

有一次姜念半夜起来喝水，看见隔壁的灯还亮着。窗帘上映着他低头做题的影子，一动不动。

她站在阳台上看了很久，没有出声。

六月的重庆热得像蒸笼。

高考那两天，姜念每天早上都在考场外等他。他进去之前，她会递给他一瓶冰的矿泉水，说一句“好好考”。他接过去，喝一口，然后冲她笑一下。

那个笑容和平时一样，看不出紧张。

但姜念注意到，他拧瓶盖的手指关节泛着白。

最后一场考完那天，刘耀文走出考场，在人群中找到她。他的衬衫被汗浸湿了，贴在背上，头发也被他自己揉得乱七八糟。

“考完了。”他说。

“嗯。”

他站在她面前，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肩膀塌下来，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我尽力了。”他说，声音哑得像砂纸，“我真的尽力了。”

姜念把手里攥了很久的冰棍递给他。老冰棍，透明塑料袋包着，已经开始化了。

“我知道。”她说。

刘耀文接过来，撕开包装，咬了一大口。冰棍的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他用袖子蹭了一下，然后笑了。

笑得和五岁时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