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的日子过得慢。
慢到姜念觉得自己会在观音桥这栋老楼里住一辈子。慢到她以为每天早上推开门看见刘耀文蹲在台阶上这件事,会永远重复下去。
三年级的春天,刘耀文开始学跳舞。
起因是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街舞节目,里面的人倒立着用头在地上转圈,他看得眼睛都直了,当天晚上就在客厅里模仿,结果把茶几上的玻璃杯撞翻,碎了一地。
他妈抄着拖鞋追着他满屋子跑,整栋楼都听见了他的嚎叫。
第二天鼻青脸肿的刘耀文蹲在门口,看见姜念出来,咧嘴一笑:“我要学跳舞。”
“你妈不是揍你了吗?”
“揍就揍嘛。”他说,“揍完我还是想学。”
这就是刘耀文。
他想要做的事,谁也拦不住。
他奶奶给他报了一个少年宫的街舞班,每周六下午上课。第一个月,刘耀文每次回来身上都青一块紫一块,膝盖和手肘上永远贴着创可贴。姜念问他疼不疼,他龇着牙说不疼,然后第二天又去了。
姜念有时候会在周六下午跑到少年宫外面等他。她趴在窗户上往里看,看见刘耀文站在一群小孩中间,动作总是慢半拍,但脸上的表情比谁都认真。汗水把他的头发打湿了,贴在额头上,他随手往后一捋,继续跟着音乐扭。
有一次老师让他们一个一个上来展示。轮到刘耀文的时候,他把动作全忘了,站在镜子前手足无措,底下的小孩开始笑。他没有哭,也没有跑下去,而是抿着嘴唇把音乐从头放了一遍,硬是把那套动作磕磕绊绊地跳完了。
结束后他走出来,看见姜念站在门口,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路过。”姜念说。
其实不是路过。从观音桥到少年宫要倒两趟公交,她每次都要坐四十分钟。但她觉得如果自己不来,就没有人给他鼓掌了。
刘耀文没拆穿她,只是从兜里掏出两颗大白兔奶糖,塞了一颗到她手里。
“吃糖。”
姜念剥开糖纸,奶糖在嘴里慢慢化开,甜得黏牙。
“你今天跳得很好。”她说。
“骗人。我跳得最烂。”
“你跳完了。他们笑你,你还是跳完了。”
刘耀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也是。”
他把手里那颗奶糖扔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我以后要上电视跳舞。”
“嗯。”
“你不说‘做梦’吗?”
“你做的梦,”姜念说,“都会成真的。”
刘耀文停下脚步,看着她,眼睛亮亮的。
“念念,你真好。”他说。
四年级的那个夏天,重庆热出了新高度。连续一周四十度以上的高温,连树上的知了都叫得有气无力。老楼的空调外机日夜轰鸣,排水管滴滴答答地淌水,在三楼过道上汇成一道细细的水痕。
刘耀文和姜念发明了一种消暑方式——坐在楼梯口,把脚伸到那滩水里,一人一根老冰棍,比谁吃得慢。
“你每次都输。”刘耀文含着冰棍说。
“那是因为你一口就吞了。”
“吞了就是吃完了嘛。”
“那不叫吃,叫咽。”
“有什么区别?”
“吃的味道你尝到了,咽的味道你没尝到。”
刘耀文歪着头想了想,觉得好像有点道理,就放慢了速度。但不到十秒钟他就忘了,又一口把剩下的冰棍全塞进嘴里,被冰得直哈气。
姜念叹了口气。
那天下午,刘耀文的表哥从成都来重庆玩,带了一个篮球。刘耀文立刻把冰棍的事抛到脑后,拉着姜念去了楼下空地。
表哥比他们大五岁,已经上了初中,运球的动作很帅,篮球在他手里像是粘了胶水。刘耀文看得眼睛发直,缠着表哥教他。
“你先学拍球。”表哥把篮球扔给他。
刘耀文接住球,往地上一拍——球弹起来,直接砸在了他脸上。
姜念坐在旁边的台阶上,笑得差点滚下去。
“不许笑!”刘耀文捂着鼻子,眼泪都出来了,但还是把球捡了回来。
整个下午,他就在那片水泥地上拍球。球到处乱飞,他就到处追。太阳把他晒得通红,汗顺着脖子往下流,背心湿透了贴在身上。
表哥早就跑到树荫底下乘凉去了,只剩刘耀文一个人还在那儿。
“你不热吗?”姜念喊他。
“热!”
“那你还拍?”
“我要学会!”
姜念就不说话了,坐在台阶上继续看他。
不知道过了多久,刘耀文终于能让球在地上连续弹三次不跑了。他抱着球跑过来,满头大汗,笑得露出那颗还没长好的门牙。
“你看你看!”他又拍了一下,球弹起来,稳稳落回他手里,“我学会了!”
“嗯。”姜念把手里攥了很久的那瓶水递给他,“喝水。”
刘耀文接过去,仰头灌了半瓶,水顺着下巴淌下来,他用肩膀蹭了一下。
“念念,你以后看我打球。”
“好。”
“看我一辈子。”
姜念把目光移开,假装在看天边的云。
“一辈子太长了。”她说。
“不长。”刘耀文在她旁边坐下来,篮球放在膝盖上,“跟你在一起,一辈子也不长。”
十岁的姜念心跳得很快,但她没有让刘耀文看出来。
这是她最擅长的事——把所有的汹涌都藏在一个平静的表情后面。五岁那年爸爸摔门而去的时候她就学会了。妈妈在厨房里偷偷哭的时候她又练习了一遍。后来无数次被问起“你爸爸呢”的时候,她已经熟练得像个大人了。
但在刘耀文面前,这套盔甲总是会变薄。
像冰棍在夏天的太阳底下,一点一点化开。
五年级的冬天,重庆罕见地下了一场雪。
对于北方孩子来说,那点雪大概不值一提——薄薄的一层,落到地上就化了,只在屋顶和树叶上积了一点白。但对于从没见过雪的姜念和刘耀文来说,那是天大的事。
那天早上刘耀文敲她家门的时候,姜念还在被窝里。
“念念!念念!下雪了!”
姜念从床上跳起来,套上棉袄就跑出去。门一开,刘耀文站在门口,鼻子冻得通红,头发上落着几片还没化的雪花。他伸出手,手心里有一小团捏得紧紧的雪球,已经开始化了。
“你看!”
姜念伸手碰了碰那团雪,指尖传来一阵冰凉的触感。雪很快就在她手指上化成了水,凉丝丝的。
“再下去接点!”刘耀文拉着她就往楼下跑。
两个小孩在院子里仰着脸,张着嘴接雪花。雪落在舌头上 小学的日子过得慢。
慢到姜念觉得自己会在观音桥这栋老楼里住一辈子。慢到她以为每天早上推开门看见刘耀文蹲在台阶上这件事,会永远重复下去。
三年级的春天,刘耀文开始学跳舞。
起因是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街舞节目,里面的人倒立着用头在地上转圈,他看得眼睛都直了,当天晚上就在客厅里模仿,结果把茶几上的玻璃杯撞翻,碎了一地。
他妈抄着拖鞋追着他满屋子跑,整栋楼都听见了他的嚎叫。
第二天鼻青脸肿的刘耀文蹲在门口,看见姜念出来,咧嘴一笑:“我要学跳舞。”
“你妈不是揍你了吗?”
“揍就揍嘛。”他说,“揍完我还是想学。”
这就是刘耀文。
他想要做的事,谁也拦不住。
他奶奶给他报了一个少年宫的街舞班,每周六下午上课。第一个月,刘耀文每次回来身上都青一块紫一块,膝盖和手肘上永远贴着创可贴。姜念问他疼不疼,他龇着牙说不疼,然后第二天又去了。
姜念有时候会在周六下午跑到少年宫外面等他。她趴在窗户上往里看,看见刘耀文站在一群小孩中间,动作总是慢半拍,但脸上的表情比谁都认真。汗水把他的头发打湿了,贴在额头上,他随手往后一捋,继续跟着音乐扭。
有一次老师让他们一个一个上来展示。轮到刘耀文的时候,他把动作全忘了,站在镜子前手足无措,底下的小孩开始笑。他没有哭,也没有跑下去,而是抿着嘴唇把音乐从头放了一遍,硬是把那套动作磕磕绊绊地跳完了。
结束后他走出来,看见姜念站在门口,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路过。”姜念说。
其实不是路过。从观音桥到少年宫要倒两趟公交,她每次都要坐四十分钟。但她觉得如果自己不来,就没有人给他鼓掌了。
刘耀文没拆穿她,只是从兜里掏出两颗大白兔奶糖,塞了一颗到她手里。
“吃糖。”
姜念剥开糖纸,奶糖在嘴里慢慢化开,甜得黏牙。
“你今天跳得很好。”她说。
“骗人。我跳得最烂。”
“你跳完了。他们笑你,你还是跳完了。”
刘耀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也是。”
他把手里那颗奶糖扔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我以后要上电视跳舞。”
“嗯。”
“你不说‘做梦’吗?”
“你做的梦,”姜念说,“都会成真的。”
刘耀文停下脚步,看着她,眼睛亮亮的。
“念念,你真好。”他说。
四年级的那个夏天,重庆热出了新高度。连续一周四十度以上的高温,连树上的知了都叫得有气无力。老楼的空调外机日夜轰鸣,排水管滴滴答答地淌水,在三楼过道上汇成一道细细的水痕。
刘耀文和姜念发明了一种消暑方式——坐在楼梯口,把脚伸到那滩水里,一人一根老冰棍,比谁吃得慢。
“你每次都输。”刘耀文含着冰棍说。
“那是因为你一口就吞了。”
“吞了就是吃完了嘛。”
“那不叫吃,叫咽。”
“有什么区别?”
“吃的味道你尝到了,咽的味道你没尝到。”
刘耀文歪着头想了想,觉得好像有点道理,就放慢了速度。但不到十秒钟他就忘了,又一口把剩下的冰棍全塞进嘴里,被冰得直哈气。
姜念叹了口气。
那天下午,刘耀文的表哥从成都来重庆玩,带了一个篮球。刘耀文立刻把冰棍的事抛到脑后,拉着姜念去了楼下空地。
表哥比他们大五岁,已经上了初中,运球的动作很帅,篮球在他手里像是粘了胶水。刘耀文看得眼睛发直,缠着表哥教他。
“你先学拍球。”表哥把篮球扔给他。
刘耀文接住球,往地上一拍——球弹起来,直接砸在了他脸上。
姜念坐在旁边的台阶上,笑得差点滚下去。
“不许笑!”刘耀文捂着鼻子,眼泪都出来了,但还是把球捡了回来。
整个下午,他就在那片水泥地上拍球。球到处乱飞,他就到处追。太阳把他晒得通红,汗顺着脖子往下流,背心湿透了贴在身上。
表哥早就跑到树荫底下乘凉去了,只剩刘耀文一个人还在那儿。
“你不热吗?”姜念喊他。
“热!”
“那你还拍?”
“我要学会!”
姜念就不说话了,坐在台阶上继续看他。
不知道过了多久,刘耀文终于能让球在地上连续弹三次不跑了。他抱着球跑过来,满头大汗,笑得露出那颗还没长好的门牙。
“你看你看!”他又拍了一下,球弹起来,稳稳落回他手里,“我学会了!”
“嗯。”姜念把手里攥了很久的那瓶水递给他,“喝水。”
刘耀文接过去,仰头灌了半瓶,水顺着下巴淌下来,他用肩膀蹭了一下。
“念念,你以后看我打球。”
“好。”
“看我一辈子。”
姜念把目光移开,假装在看天边的云。
“一辈子太长了。”她说。
“不长。”刘耀文在她旁边坐下来,篮球放在膝盖上,“跟你在一起,一辈子也不长。”
十岁的姜念心跳得很快,但她没有让刘耀文看出来。
这是她最擅长的事——把所有的汹涌都藏在一个平静的表情后面。五岁那年爸爸摔门而去的时候她就学会了。妈妈在厨房里偷偷哭的时候她又练习了一遍。后来无数次被问起“你爸爸呢”的时候,她已经熟练得像个大人了。
但在刘耀文面前,这套盔甲总是会变薄。
像冰棍在夏天的太阳底下,一点一点化开。
五年级的冬天,重庆罕见地下了一场雪。
对于北方孩子来说,那点雪大概不值一提——薄薄的一层,落到地上就化了,只在屋顶和树叶上积了一点白。但对于从没见过雪的姜念和刘耀文来说,那是天大的事。
那天早上刘耀文敲她家门的时候,姜念还在被窝里。
“念念!念念!下雪了!”
姜念从床上跳起来,套上棉袄就跑出去。门一开,刘耀文站在门口,鼻子冻得通红,头发上落着几片还没化的雪花。他伸出手,手心里有一小团捏得紧紧的雪球,已经开始化了。
“你看!”
姜念伸手碰了碰那团雪,指尖传来一阵冰凉的触感。雪很快就在她手指上化成了水,凉丝丝的。
“再下去接点!”刘耀文拉着她就往楼下跑。
两个小孩在院子里仰着脸,张着嘴接雪花。雪落在舌头上,凉凉的,什么味道都没有,但他们笑得像是吃到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楼下的小孩都跑出来了,有人在堆雪人,其实就是在墙角把那一丁点雪拢到一起,捏成一个拳头大的雪团,插两根树枝当手,再按两颗石子当眼睛。
刘耀文蹲在地上捏了很久,捏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心形。
“给你。”他递给姜念。
姜念接过来,那颗雪心在她手心里凉凉的,边缘已经开始融化了。
“你捏得好丑。”她说。
“那你还我。”
“不还。”
刘耀文伸手去抢,姜念把手藏到背后,两个人在雪地里追来跑去。最后刘耀文追上了她,却没有真的抢,而是从背后抱住了她。
很轻的一下。
像雪花落在肩膀上的重量。
“冷不冷?”他问,呼出的白气在空气里散开。
姜念摇头。
其实她的手已经冻得通红了,但心里暖得像揣了一个小火炉。
那天晚上雪就停了。第二天太阳出来,那一点雪化得干干净净,只有墙角还留着一点湿痕。姜念把刘耀文捏的那颗雪心放在了冰箱冷冻室里,用保鲜袋装着。
后来那颗雪心在冰箱里待了整整一年,直到六年级的夏天家里停电检修,冰箱里的东西都化了,姜念打开冷冻室,保鲜袋里只剩一滩水。
她蹲在冰箱前,看着那袋水,发了很久的呆。
刘耀文来找她的时候,她还蹲在那里。
“怎么了?”他弯下腰看她。
“雪化了。”
刘耀文愣了一下,然后蹲到她旁边,看了看那袋水。
“没事。”他说,“今年冬天还会下的。”
“万一不下呢?”
“那我就给你做别的。”他说,语气还是那样理所当然,“做不会化的那种。”
姜念转头看他。
十一岁的刘耀文,眉毛上有一道浅浅的疤,是去年爬树帮大黄找小猫时划的。他的眼睛还是那么亮,像五岁时第一次递给她冰棍时一样亮。
“做什么?”她问。
“不知道。”他挠了挠头,“但我肯定会想出来的。”
姜念把冰箱门关上,站起来。
“走吧。”她说。
“去哪?”
“不知道。”姜念学他的语气,“但肯定会想出来的。”
刘耀文笑了,笑声在夏天的楼道里回荡,惊飞了窗台上的一只麻雀。
他们一起跑下楼梯,跑进重庆闷热的午后。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一高一矮,一前一后,又慢慢变成了并排。
那天的冰棍还是老冰棍。
那天的晚霞还是橘红色的。
那天姜念想,如果时间可以停在这里就好了。停在观音桥的老楼前,停在黄葛树的树荫下,停在所有事情都还简单的年纪。
但时间不会停。
六年级很快就过去了。
小学毕业那天,全班在操场上拍照。刘耀文站在最后一排的中间,比班上大部分男生都高了半个头。姜念站在第一排的边上,手里捧着毕业证书。
解散之后,刘耀文跑过来找她。
“初中我们还一个班。”他说,不是询问的语气,而是陈述。
“你又不知道分班结果。”
“我知道。”他说,“因为我要和你一个班。”
姜念想问他怎么保证,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这是刘耀文,他五岁说保护她就真的保护了她,八岁说学跳舞就真的学会了跳舞。他说要做的事,没有一件落空过。
“好。”她说。
“还有,”刘耀文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塞到她手里,“给你的。”
姜念低头一看,是一块扁平的鹅卵石,上面用蓝色油漆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个“念”字。油漆涂得不太均匀,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但看得出来写得很用心。
“你写的?”
“嗯。练了好多次。”他把手伸出来,手指上果然沾着没洗干净的蓝色油漆,“你不是说我字丑嘛。这个我练了好多遍,选了一张最好看的描上去的。”
姜念把石头握在手心里。石头被他的体温捂得温热的,表面光滑,边角圆润,像是被河水冲刷了很久。
“不会化了。”刘耀文说,“这个不会化了。”
姜念的鼻子一下子酸了。
那是六年级的夏天,她十一岁,他十一岁。观音桥的黄葛树又长高了一截,大黄生了第二窝小猫,楼下收废品的铃铛还在叮铃叮铃地响。
她把那块石头装进口袋里,和她的毕业证书放在一起。
“刘耀文。”她说。
“嗯?”
“初中见。”
“初中见。”他笑了一下,露出那颗终于长好的门牙,整整齐齐的,不再漏风了。
那个夏天很长。
长到姜念以为永远不会结束。
但所有的夏天都会结束。这一点,她后来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