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夏天,重庆热得像蒸笼。
姜念记得很清楚,搬进观音桥那栋老居民楼那天,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她跟在妈妈身后爬楼梯,怀里抱着那只脏兮兮的兔子布偶,布偶的左耳朵被洗衣机绞过,软塌塌地耷拉着。
妈妈走在前面,穿一双磨破了后跟的坡跟凉鞋,两个蛇皮袋在手里换来换去。房东是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走在最前面,一边爬楼一边回头说话:“水电费自理啊,押一付三,墙壁不要乱钉钉子——”
姜念那年五岁,还不太懂“押一付三”是什么意思。她只知道自己离开了一个有爸爸的房子,坐了很久很久的火车,来到了这座到处都是坡路的城市。
重庆的夏天和她以前住的地方不一样。这里的空气是黏的,裹着辣椒和花椒的味道,从四面八方涌过来。蝉鸣声大得像有人在耳边敲锣,姜念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泡进了温水里。
“就是这间。”房东停在三楼,掏出一串钥匙,叮叮当当的,“两室一厅,朝南,采光好。”
门开了,一股闷了很久的气味扑面而来。
姜念站在门口没动。
妈妈回头看她,眼睛有点红,但还是笑了:“念念,进来呀,以后这就是咱们家了。”
姜念就进去了。
房子不大,客厅的墙皮有些地方鼓了包,阳台的晾衣架上还挂着前任租客留下的一只褪色的塑料衣架。但妈妈拉开窗帘的时候,阳光一下子涌进来,把满屋子的灰尘照成了金色的。
“好不好?”妈妈蹲下来问她。
姜念点了点头。
其实她不太知道好不好。她只知道妈妈的手很粗糙,握着她的时候硌得慌,但很暖。
搬家这件事对一个五岁的小孩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她有了一个新的门口。
以前的家也有门口,但那个门口不能待。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会从外面回来,带着一身的酒气。姜念不喜欢那个味道,酸臭酸臭的,像坏掉的橘子。
但这里的门口不一样。
门口的台阶很宽,水泥砌的,被太阳晒得滚烫。姜念坐在上面,把兔子布偶放在膝盖上,看楼下的人走来走去。
有人在收废品,摇着铃铛;有人在晾被子,拍得嘭嘭响;有几个老人在树荫下打麻将,洗牌的声音哗啦啦的,像下雨。
姜念把下巴搁在兔子的脑袋上,觉得自己像一颗被种在这里的小蘑菇。
“喂。”
声音是从头顶传下来的。
姜念抬起头,逆着光,看见一个剃着寸头的小男孩站在她面前。他穿一件白色的背心,领口洗得有点松了,下面是条深蓝色的短裤,膝盖上贴着一个创可贴,边角都翘起来了。
他手里举着一根冰棍,化得差不多了,绿色的糖水顺着手指往下淌。
“你谁啊?”他问。
语气不是凶,是那种理直气壮的好奇。就好像这片楼道是他的领地,每一个出现的新面孔都需要向他报备。
姜念不说话,把兔子抱得更紧了。
小男孩也不急,舔了一口冰棍,歪着头打量她。他的眼睛很亮,单眼皮,眼尾微微上挑,像年画里抱着鲤鱼的胖娃娃。
“我叫刘耀文。”他自己先说了,“住你隔壁。你呢?”
姜念的嘴巴抿成一条线。
她不认识这个人。妈妈说过,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说话。
“你是不是哑巴?”他又问。
“不是!”姜念终于开口了,声音比自己预想的大。
刘耀文笑了。
他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一颗豁了的门牙,应该是最近刚掉的,牙龈上还能看到一点粉红色。那颗豁牙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更憨了,像动画片里的小妖怪。
“那你叫什么?”
“……姜念。”
“姜——念——”他把这两个字拖得长长的,像是在品尝什么好吃的东西,然后点点头,“行,我记住了。”
他把手里那根化得快只剩棍子的冰棍往前递了递:“你吃冰棍不?”
姜念看了一眼那根湿漉漉的冰棍,又看了一眼他脏兮兮的手指,摇了摇头。
刘耀文也不在意,三口两口把剩下的冰棍吃完了,然后把棍子叼在嘴里,蹲了下来。
他蹲下来之后,姜念才发现他其实比自己还矮一点。
“你是新搬来的吗?”
“嗯。”
“你爸爸妈妈呢?”
姜念顿了一下:“我妈妈在收拾东西。”
刘耀文没有问爸爸。五岁的小孩可能还不太懂这些,也可能他懂。他只是把嘴里的冰棍棍子拿出来,在水泥地上画了个看不出形状的图案。
“以后有人欺负你,”他说,“就找我。”
姜念愣住了。
她看着眼前这个比她还矮半个头的小男孩,他的膝盖上贴着创可贴,脸上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说话的时候下巴微微抬起来,有一种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自信。
“……为什么?”姜念问。
刘耀文皱起眉头,好像她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不为什么。”他说,“我住你隔壁嘛。”
隔壁。
这个词对姜念来说是新的。她以前的家也有隔壁,但隔壁住的什么人她从来不知道。妈妈不让她敲邻居的门,说会打扰别人。
但刘耀文说“我住你隔壁”的时候,就好像这已经是最充分的理由了。
姜念还没来得及说话,刘耀文就站起来,跑回自己家门口,推开门钻了进去。过了不到十秒钟,他又跑出来了,手里多了两根冰棍。
“给你一根。”他把其中一根塞到姜念手里,“这根没化。我藏在冰箱最里面的。”
是那种最便宜的老冰棍,透明塑料袋包着,冻得硬邦邦的。
姜念接过来,凉意从指尖传上来,在这闷热的夏天里,像一个小小的奇迹。
“谢谢。”她说。
“客气啥子嘛。”刘耀文在她旁边坐下来,撕开自己那根的包装,咬了一大口,被冰得龇牙咧嘴。
姜念看着他,突然觉得这栋老房子好像也没那么陌生了。
那天下午,两个五岁的小孩坐在三楼的台阶上,一人一根冰棍,腿晃来晃去。楼下收废品的铃铛又响了,叮铃叮铃的,从巷子这头响到那头。
“你家兔子叫什么?”刘耀文指着她怀里的布偶问。
“没有名字。”
“为什么不给它取名字?”
“取了名字就会舍不得。”姜念说。
刘耀文愣了一下,然后说:“那就舍不得嘛。舍不得又没关系。”
姜念低头看着怀里的兔子,兔子用玻璃珠做的眼睛望着她,安安静静的。
“叫小乖。”她小声说,“它叫小乖。”
刘耀文笑了,露出那颗豁牙:“好名字。”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妈妈在屋里喊姜念吃饭。姜念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见刘耀文还坐在台阶上,把冰棍棍子摆成一排,不知道在数什么。
“刘耀文。”她叫他。
“嗯?”
“明天你还在这里吗?”
刘耀文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很用力地点了点头:“在啊。我又不走。”
姜念就放心了。
那是二〇一〇年七月十四号,重庆观音桥一栋老居民楼的三楼台阶上。姜念五岁,刘耀文五岁,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青梅竹马,也不知道这个夏天之后还会有很多个夏天。
他们只是约好了明天。
而明天,他确实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