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考题“战斗”

文考的铃声像根细针，刺破考场的寂静。我握着笔的手很稳，笔尖在答题卡上划过，留下清晰的字迹。毒理分析的最后一道大题涉及三种神经性毒素的鉴别，题干长得像篇短文，旁边的女生已经开始咬笔头，我却只扫了两眼就有了思路——这种题型在模拟考里出现过三次，变式都在我的笔记本里。

窗外传来隐约的枪声，闷闷的，像远处在放鞭炮。不用想也知道，是武营在进行实弹考核。据说今年的射击考试加了难度，靶场设在移动的装甲车上，考生要在颠簸中完成五十米速射，脱靶一发就扣十分。

我笔尖一顿，在“梭曼毒素”几个字上画了圈。刘耀文的速射从来都是满环，哪怕是在越野车上，他也能凭着手腕的稳定度抵消颠簸。上次看他练枪，教官扔了个苹果在十米外，他转身的同时抬手，子弹正中苹果核，果皮都没溅出多少。

“纪淮，还有半小时交卷。”监考教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回过神，发现答题卡已经填得差不多，只剩下最后一道附加题——用三种语言撰写急救报告。

英语、法语、俄语。我挑了挑眉，这简直是为刘耀文和莫城量身定做的题，他们俩在语言课上能用俄语吵架，用法语互相嘲讽，偏偏考试时连最简单的作文都写不利索。

笔尖在纸上流畅地游走，法语的圆润，俄语的硬朗，英语的简洁，三种笔迹在同一页纸上交织。写完最后一个单词时，我抬头看了眼时钟，还有十五分钟。考场里有人开始紧张地翻卷子，铅笔划过纸面的声音像春蚕在啃桑叶。

交卷走出考场时，正撞见武营的人往射击场跑。他们穿着厚重的战术背心，背着枪，脸上涂着伪装油彩，只露出眼睛。我在人群里扫了一圈，没看见刘耀文——他向来是最后一个出场，教官说要把最难的时段留给最有把握的人。

下午考战术推演，用电脑模拟伏击战。我坐在终端前，指尖在键盘上翻飞，调出卫星地图，标记出三处伏击点。系统提示“敌方增援将在十分钟后抵达”，我立刻调整部署，把左翼的虚拟兵力撤回半山腰，只留三个狙击位。

旁边的男生咋舌：“你这撤得也太狠了，不怕被包抄？”

“等他们到山腰，狙击手正好能打个措手不及。”我头也不抬，把迫击炮的射程调到最大，“何况刘耀文要是在，肯定会带突击队抄后路，左翼根本不用守。”

说完才反应过来，这话脱口而出得太自然。男生愣了愣，随即笑：“你跟武营那刘耀文到底是搭档还是连体婴？说战术都能提到他。”

我没接话，屏幕上已经弹出“伏击成功”的提示，附带98分的高分。虚拟战场上硝烟散尽，我盯着“剩余兵力67%”的数字，突然有点想知道，刘耀文此刻在靶场上，是不是也在做着类似的计算。

武营的射击考试比预想中结束得晚。等我抱着书从图书馆出来时，夕阳已经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靶场方向的枪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欢呼。

我往那边走，远远看见刘耀文被一群人围着。他已经卸了战术背心，黑色T恤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勾勒出紧实的肌肉线条。有人拍他的肩膀，喊着“满环！耀文你是真的狠！”

他笑着推开人群，目光扫过来，正好对上我的视线。那瞬间的眼神亮得惊人，像靶心被击中时溅起的火花，刚才在射击场上的凌厉还没完全褪去，却又多了点说不清的雀跃。

“文考怎么样？”他朝我走过来，身上的硝烟味混着汗味，比任何香水都让人安心。

“附加题拿了满分。”我晃了晃手里的笔记本，“三种语言，猜猜是哪三种？”

“俄语、法语、英语。”他想都没想就答，嘴角扬得很高，“教官说这次射击加了移动靶，我把装甲车的颠簸频率记下来了，算准了开枪时机。”

“所以又是满环？”

“不然呢？”他挑眉，伸手想弹我的额头，又在半空中停住，改成了轻拍，“晚上刑讯模拟，你要不要来看？听说用的是新的测谎仪，灵敏度高得能测出心跳变化。”

“不了，”我摇头，“明天考野外生存，我得回去背植物图鉴。”

他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个东西，塞到我手里。是颗子弹壳，被磨得很光滑，边缘圆润，显然是被人反复摩挲过。“靶场捡的，”他声音有点低，“给你压书。”

子弹壳在掌心沉甸甸的，带着他的体温。我想起早上文考时写下的急救报告，想起他在颠簸的装甲车上校准准星的样子，突然觉得，我们的考场虽然不同，硝烟味却是一样的。

“明天加油。”我把子弹壳塞进书包，“别在沼泽地里把鞋弄丢了，去年你光着脚回来，被教官罚洗了一星期的作训服。”

“那是意外。”他梗着脖子，却忍不住笑，“你也别把毒蘑菇当成可食用的，上次莫城吃了差点看见幻觉。”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文营的图书馆和武营的靶场在身后渐渐远去。明天，他要在野外的泥水里辨别陷阱，我要在实验室里分析毒物成分；他要靠体力和反应力闯关，我要凭知识和推演力得分。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就像他塞给我的那颗子弹壳，坚硬，滚烫，带着穿过靶心的笃定；就像我写在急救报告里的字句，精准，冷静，藏着能救命的底气。

真正的考试，从来不是孤军奋战。我们在各自的战场上，带着对方的那份笃定往前冲，等硝烟散尽，总能在终点处看见彼此——一个拿着满分的文考成绩单，一个握着满环的射击靶纸，笑着说：“你看，我说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