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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蔡蔡的花

  今年的七夕节在阳历八月二十七日,照例是与蔡先生去逛太平街,看形形色色的花灯。

  上京的很多节日都有灯看:春节、元宵、中秋。五月节和八月节有大庙会,城西的疑寺和法源寺也都连办好几天的法事。

  蔡蔡不喜欢七夕,也不喜欢情人节,因为每到这些日子,我都撇下他,独与他父亲去过我们两个人的小世界。他把他书桌上台历的那两天,早早地就画上黑墨圈子。

  “你这小崽子好不讲理,没有你爸爸,你妈妈哪里肯来当你妈妈?”有小丫头这样对蔡蔡讲过,不巧正赶上我进门,让我听见。

  那小姑娘遂紧急地噤了声,蔡蔡也无言以对似的缄口不语。良久,忽然开口说一句,“我从来就是妈妈的孩子啊。”

  怪的是我自那日之后,就再没有见过那个叫作桂娇的小丫头。

  我同着先生在太平街上一路走下来,街景最繁华的地方,路旁停着龙凤呈祥的巨型彩纸灯笼箱,那游龙还算好看,凤凰却有些呆头呆脑的。

  我想起自家的汉白玉照壁,那上面就凿着一双威武俊逸的游龙,路人若从巷中走过,不免要探头往里瞅几瞅,看那火焰灼灼的龙珠、翻腾舒卷的云海,看那气派的中华龙。

  照壁的背面,雕的是唐楷的八个大字,书曰:“怀日新志,证岁寒心。”我看那间架的力道像是柳公权。

  常言道:颜筋柳骨。先生所欢喜的向来是宁折不弯。

  蔡先生的教育观念很新,重视美育和体育,提倡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很早就开始逼迫身为教育学家长子的蔡蔡以身作则,每天锻炼一小时。而我作为教育学家的夫人,却只需定期地出门去逛逛,就可算作是体育锻炼。

  蔡蔡并不喜欢运动,每日跑完了学校操场的一千二百米,都像去了半条命的一般,仰在小沙发里放空着。如果是夏天,我就拿扇子给他扇着小小的风,而让小银把电动风扇关掉了去;若是冬天,蔡蔡急着脱掉厚重的棉衣外套,则少不了我接过来替他收起。

  我国在世纪之初有了机械风扇,这种新鲜物件儿起源于1830年,一个叫詹姆斯·拜伦的米国人从钟表的结构中受到启发,发明了一种可以固定在天花板上,用发条驱动的机械风扇。这种风扇通过转动扇叶带来徐徐凉风,使人感到清爽舒适,于我来说,倒是极为神奇的事。

  有个几年之后,蔡蔡对于他那日复一日赶鸭子上架式的“有益锻炼”,终于还是习惯起来,身体素质也确凿是被迫的愈来愈佳。我总记着有一年的冬天,天下大雪,我发中耳炎,疼得不好受,半边脑袋似都木了。宝琴说起她那里有她做游医的外公的一本笔记,里面记述了治疗中耳炎的偏方,用了好得快。

  蔡蔡马上披了件衣裳就冲出去,伞也没带,自己跑到宝琴家里去,按她的交代翻出了那个字迹浮皮潦草的笔记本,抄下了方子,到南城的邈仁堂抓药。这一趟去得极快,我疑心他是不是长了翅膀飞着去的。

  我的病果然就此便好,喝了两副药,耳朵就再也不疼了。只有蔡蔡那一天杂着雪水满头满面淋然漓然的汗,后来也总在不时叩动着我的心脏,一坠一坠的钝痛。

  心肝儿唷,你从此又让我怎敢再生病?

  总之呢,体育这一门课,还是常使蔡蔡苦不堪言。

  所以,他爱极陪我去逛街,茶馆、卖场、五金店、花鸟市,去多少遍也乐此不疲。因为这时他可以蒙了父亲大人的恩赦,以走路代替了跑跳和投掷的劳苦。人事管理学讲求所谓“恩威并施”四个字,在我们家里,大抵蔡蔡的父亲专管“立威”,而我只负责“散恩”便好。

  我逛花鸟是只看不买,因为养不活。后来蔡蔡大些,在张公公的点化之下,自己倒从天桥的五德茶馆提了一笼两只靛颏儿回来。鸟儿毛鲜羽亮,鸟笼子也金丝闪闪,方正稳重,华贵得招人艳羡。

  蔡蔡最爱的鸟是靛颏,说他觉得这鸟似我,我至今未曾想懂我究竟是哪里像了它。

  靛颏鸟嘴巧善鸣,能学许多种昆虫的叫声:油葫芦、金钟儿、金铃子……蔡蔡数论起来,头头是道,它们里面我却只认得蟋蟀而已。

  蔡蔡自从五六岁的时候起,就常常跟子棋去河边、山里“探宝”了。那种地界我去不惯,只让王妈跟着他们。

  王妈乃是蔡蔡唯一的奶妈,人很沉静,致使她同蔡蔡之间总似少了一点应有的亲近感。

  蔡蔡认识上京本地绝大多数的虫鸟,相似相仿的野花野树,他也能轻易地分辨出来。而我是典型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跟他相比之下,就要差得多了。

  子棋只大蔡蔡一岁,但当年高出他不少。他从沪下来,是我的老乡,带着那边浓浓的袍哥黑老大习气,对蔡蔡是很霸道的爱护。蔡蔡对着他,又奇妙地怀有一点乖癖,常常就像他的小媳妇一样,在身畔亦步亦趋地跟着。

  蔡蔡跟着我时倒也是乖乖的,不过同他在别人面前自然又不一样,他似总有点想要当着我面逞英雄的情结在的——我很明白他想替我分担生活的心意。

  我们就这样相与相携,走过空气都给人间烟火气炙得香甜软郁的长街一道道。若是赶哪天我有点饿了,蔡蔡便有福随我到前门或者王福井的小吃街,尝那里各色各样的浮世清欢滋味。为了他的这份“福气”,我也识相地该饿便饿。

  焦圈、爆肚、奶油炸糕、驴得滚儿,油亮亮,花灿灿,琳琅满目。街里还卖我从来不肯喝的豆汁儿,不大正宗的银河渡猫不理包子也有。吃完,把我的手绢拿给蔡蔡擦嘴,回家后并不告诉他的父亲。

  我亦知晓即便让他父亲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所谓,蔡家的家风,从来是容宠自家女人的——自然我也“作威作福”惯了这许多年。

  蔡蔡吃什么都不忌口,就莫说卤煮、豆汁他接受得良好,什么酸甜苦辣的奇食,他也都愿意试试。我记得有次他和同学一起去宛平县吃了烧烤,回家来同我讲,羊腰、猪肠、脑花、牛蛙……他可什么都尝了。

  还有一回,我要写一部新的小说,带着他去迩海那边采风。那些地带流行吃虫,蚁卵、蜂蛹、竹虫、蚂蚱,什么都有,于我而言简直是骇人听闻,蔡蔡却就着木瓜水嚼得很香。

  生的竹虫他起初不大敢吃,后来对着夜晚的篝火唱歌唱得欢了,到底吞了下去两只助兴。我可只敢喝几口普洱茶,吃两小块饵食杀渴。

  蔡蔡吃肉不喜欢吐骨头,虫子都无骨,这样想来,居然还很适宜让他来吃。在我们家,灶上炖着的常是易拆食的猪羊排骨,与分明不必拆食的肥瘦五花,鸡架出现的次数寥寥无几。

  小时候,蔡蔡放学回家时,偶尔会请我给他买学校门前三轮餐车里的炸鸡排吃。那种鸡排也没有骨头,可以剪成小块,再给一根竹签子,供食客一块块地扎着来吃。蔡蔡回回都要卖鸡排的余伯给他剪了,因为这样好能分给我吃。

  这样子的炸鸡排有种异样的脆,不知他们采用了什么秘方。小银曾对蔡蔡讲,这样的东西吃了,恐怕对身体不好,我和蔡蔡满口应着,实际并不听她的。

  另外还有猪肘子,吃起来很便捷,又能享用痛快。前门大街的麦德斋有整只卖的。蔡蔡从来是跟子棋分一只,到大了也是一样。蔡蔡掀走肉皮,把瘦肉给子棋吃。吃肘子皮时,那满脸油花的模样,使他全然像个小宝宝,引得人整副心肠都泛滥着爱。

  我们家厨房的隋先生,是很擅长做水晶肘花的。这一道菜可是讨好我或蔡蔡最相宜的选略,因为同时合了我们两人的口味,蔡蔡爱那大快朵颐的纯粹脂肪之摄,我则除此之外还欢喜其样子漂亮。

  肘花又谓“水晶肘花”,外观剔透柔润,很掌眼。把一只猪前肘的肉烹熟,按照外肥里瘦的次序,加调味香料,填裹到塑封中,细草绳捆扎妥当,静置成型之后,快刀破为薄片,整齐摆上一盘,是一顿能下三碗豆碴儿饭的好招待。

  川蜀的鱼腥草,蔡蔡也吃过,不过并不喜欢。他虽什么都愿尝试,但对气味怪异的食物其实并无好感。

  鱼腥草的古字是蕺,从前有个地方叫蕺山亭,崇祯七年,文士张岱就曾在此聚众雅集。

  蔡蔡在吃食上,百无禁忌,饭量却并不十分大。小的时候,他父亲逼他爱惜粮食,好好吃饭,不许将一粒白米剩在碗底。这孩子也很明白“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所以很努力地去吃,吃得太顶,愈吃愈胖,遂成了个溜圆的小白馒头。

  他姓蔡,小学时还被顽皮的同学取外号叫过“菜包子”,一直叫到三年级毕业重新分班以后,那时他已初备了翩翩少年的模样。

  瘦下来的原因嘛,极大可能是因为:我挑食,用膳时剩饭剩菜乃是最常规的事情,上行下效,蔡蔡也就不肯再卖他的那一份乖。蔡先生顾及我的面子,对蔡蔡也只有稍微宽容。

  去云南的那一次,我们还在大理遇上张超。他自己一个人来旅游,背着LV的皮包,穿单价上万的莎娜风衣。蔡先生看了难免皱眉,蔡蔡却悄悄在我耳边解释:“超儿买东西和出来玩的钱,都是他自己赚的。”

  张瑷玲小姐和她的侄儿超超,都是经商的奇才。张小姐自己会搞服装设计换银子,她用家里的旧窗帘做衣服,一件就卖五万块;出席老上海雪花膏的新品发售会,出场价高得令人咋舌,主办方还要点头哈腰地三请四请。而张小姐在捞钱这一块上,比起超超,又还要略逊一筹。

  那次旅行,超超在盘山道上骑车,整个人都飞了出去。他在医院里躺着,请打扫病房的阿姨到滇南招待所来,通知蔡蔡去看望他。

  “他咋了?”蔡蔡一着急,眼都直了,忙慌地问那传话的老阿姨。

  阿姨则像背书似的说出来:“嘎严重的了,擦破好多皮呢,胳膊都痛得抬不起……”吓,也未知超超究竟是给了她多少好处。

  蔡蔡去到医院一瞧,果不其然,那白鹅什么事也没有,滑滋艳味地坐在病床上,正对的窗台上搁一面画板,在画素描画。光是听蔡蔡叙述,我都能想象到超超是怎样拿着个气定神闲的样子,好像晴日里坐在屋檐上头梳着毛的狮子猫。

  这和张小姐的气质也是一样的,我记得她的一位崇拜者曾经采访过她,专门出了一本《张瑷玲谈话录》,里面还收有瑷玲一张珍贵的照片,是她穿高岔旗袍,单手叉腰,目看斜上方七十五度的造型。但瑷玲跟我说的却是,“你要是知道我拍下这张照片时,正在说的是什么话,就不会觉得我那是在端架子了。”

  原来她那时说的是:“老阜阳居的翡翠鸡肉卷。”因为正有人问她,如果有一天远走异乡,对上京最念念不忘的会是什么。拍照之人是邵山,她的一位老情人。我愿意用“老”而不用“旧”字,他们之间的故事,毕竟“常看常新”。

  超超见蔡蔡来了,马上躺进他抖得松散的被窝里,抖缩着身子直叫痛。蔡蔡跑去撑在他身上,手里一个劲儿胳肢他。后来,他们两个也就一齐滚在了病床里,被子全给翻得凌乱,把个白冉冉的小病房吵闹得鸡飞狗跳。

  超超支使蔡蔡伺候他半天,倒水,买吃的,恨不得每一口都喂进嘴里。第二天,自己办了出院就走了。还去骑车走盘山道,不过多留心沿途官家特意做凸出来的“减速带”一些。

  “我感觉,”蔡蔡坐在我边上,小腿来回晃动,“超儿他实在是个奇人。”我翻看一本云南地理志,一面搭他的话,“他们张家尽出奇人。”

  “不早了,妈妈仔细着眼睛呢。”蔡蔡的小白手按到了我眼前来,温温润润的。

  “好嘚,这就睡了,好不好?”我放下书,把枕头底下的被子抽出来展开。

  招待所里,是蔡先生单独睡一间房,我陪蔡蔡睡一间。我们也曾礼貌询问了超超是否要来一起投宿,而他毫无悬念地礼貌拒绝。

  “他得去住大酒店,还要是高层,晚上好对着窗外的夜景画画。”蔡蔡说,“超儿喜欢住酒店和医院,这两个地方最能给他画画的灵感。”

  至若美育,则蔡蔡又要早早地习书画,学诗,学雕塑,定期去博物馆参观学习,回来还要写作观后感。蔡先生对蔡蔡,只能比对他自己的学生更加严格。

  蔡蔡除了雕石膏像,还能用彩色黏土做小人偶,衣服钗饰一应俱全,大眼睛炯炯的可爱。每一年我俩的生日,他都做两个究极精致的小人儿,一个是他,一个是我。或坐,或立,或行,我们总要待在一起。

  我是孤儿出身,所以没有生日,赵家用收养我的那一天作为我的生辰,落在公历上,正好与蔡蔡的生辰相近。生日可以是降生之日,亦可是重生之日,故而我很认我的这个“伪”生日。

  我的真正的出生日期,我自己也查考过,应该是公元一九〇三年的孟秋,旧历癸卯年十月廿五,十二月十三日。这个日子只有我自己知晓,也从无什么特殊的庆祝活动。

  关于我的姓氏,我解释为是自己率性选择的。先生当时询问我艺名外真正的名字,我道:“您依旧叫我小仙就是。”

  “那姓呢?”

  “先生,”我徐徐说,“我没有家,没有名字。姓的话,您看就姓阮怎样,阮玲毓的阮。”

  我并没有首先提出随蔡先生的姓,这在当时,是很让我的姊妹同僚们讶异的。

  阮玲毓是我出生那时正在当红的女影星的名字,我在金陵阮氏的学名是“茹毓”,不知这是否和她的盛名有关。

  先生听到我说出“没有家”的话,便怜悯地垂了一垂眼光,道:“你想到的,自然是好的。”过了片晌,又续言道:“仆更愿以我之姓,冠汝之名。”

  我自那以后便姓了阮,继而又成为蔡夫人。民国六年,我的户口迁往上京,姓名一栏里填的便是“阮小仙”。

  至若文化课,则蔡蔡老早就能把扶桑国和英吉利的语言说得明明白白,小学毕业那阵子,已然在看莎斯比尔戏剧的英文原著。我的英文,就是蔡蔡趁着假期,慢慢教会的。蔡先生说,我的外语咕哝着一口春风江南岸的温软,句句都像在撒娇。

  就是这样,蔡蔡还不肯罢休,中学里,又决定了要报选修课的俄语。他说,他的同桌小友会听说五国外语,简直就像个神人一样。

  我们已知道他所说的同桌是指张超,前北朝最后一位宰相李鸿璋的玄外孙,中华民国的“临水照花人”——美女作家张瑷玲小姐的亲侄子。

  这位张小姐现居米国,因为才华横溢,写文章一字千金,生活很富足。她在国内时,与我们家常有往来,听说蔡蔡要留学米粒煎,还专门写信来交代,叮嘱蔡蔡遇到麻烦需要帮助时就去找她。

  文艺界盛传张小姐为人性情清冷谲漠,她待我竟不薄,经常体关寒暖,我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子《琉璃巷》还是她包揽的前序后跋。这于我自然是一种殊荣。

  张小姐的文字煜丽流畅,我是很钦慕她的。我们曾经联写过同一个故事的上下节,合至一处,以“瑛仙”的笔名投出。张小姐的原名叫作张瑛。

  我们俩的那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春明文艺》的夏季特刊,获得了三十五块稿费,并样刊一道邮寄到了我填的蔡蔡学校的地址。他们那里常有男女教员靠写文章赚取稿酬,补贴家用。

  那笔钱被我和张小姐拿去买了沙冰吃,瑷玲喜欢红豆味,我吃梅子味。

  “这个月,咱们两人已有三本《春明》样刊了,”张小姐用雪白的竹月绣花团扇扇着风,朱唇启合,“阿超那小怪物,昨天还又捧回来一本。”

  “他又瞒着你哥嫂去投稿了?”我正吃完了沙冰,在补口红。

  “自然咯,他们都要他好好念书,莫净学我。”张小姐笑着拿扇子招一招我。

  “这也有理了,你可不是谁都学得来。”我道。

  “但我看阿超却是有望的,”张小姐想一想,说,“他写文章很灵,你想必也看过。”

  “是了,蔡蔡也说他最爱看超超的作文,说他是‘前无古人’的。”

  张小姐点头,“这小东西真是野啊,我有时都恨不能早生个十年,好同着他一块儿野。”

  “行了,好宝贝,你现在还不够野的蛮?”我笑言。

  张小姐一向称阿超为“小怪物”,看得出来,她很激赏自己的这个侄子。她自己在文坛上也曾被冠名为“怪物”,是举世皆知的文学“鬼才”。

  但蔡先生常常质疑张小姐标点符号的使用。没有办法,张小姐的个性太过突出,而先生又是倍为较真的人。

  中国自古有“七月流火”的说法,《诗经·豳风》中咏唱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到了农历七月,已是夏深时候,别名为“火星”的心宿自正南方向偏出,沉向西北,由此天气转凉。

  煊炎的暑气将尽,上京城内就可以预备着入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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