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藏锋保身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湖南长沙人，是家中的长子长孙，自幼受到良好的正统教育。二十八岁时，曾国藩考中同进士（即进士中的第三个等级），此后，十年之中升迁七次，连跃十级，三十七岁时官至二品，在大清王朝，实为罕见，真可谓平步青云。然而，曾国藩官场得意的盛年之时，却正是大清王朝的衰微之际。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两年之后，清政府与英国在南京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拉开了近代中国百年屈辱史的序幕。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大清国的东南半壁江山，立国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一时之间大有风雨飘摇之势。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危难的国运给曾国藩带来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当时，清政府用来迎击太平军的八旗军和绿营军，由于长期的腐化堕落，毫无斗志，简直不堪一击。因此，清廷多次颁布奖励团练的诏令。所谓团练，就是当时的乡间民兵，清政府企图借助地方组织起来的武装来消灭太平军。此时，曾国藩在湖南家乡利用多年以来积累的人际关系，千辛万苦组织起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

湘军的成立为曾国藩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湘军踏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初期，却没有一登场就扮演一个出彩的角色，战绩屡屡溃败，闹得曾国藩几次投江自杀。但是，曾国藩终究没有气馁，本着“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执着精神，他多次从失败的经验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军方略和作战兵法，使湘军逐渐成长为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旺盛的劲旅。后来在围剿太平天国和天京（南京）的作战中，湘军承担了主要的角色，曾国藩更是统领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当时，长江下游三千里的水面上，几乎所有的军船上都飘扬着湘军的旗帜。曾国藩的气焰如日中天，收复南京后，他的威望更是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巅峰。

然而，树大招风，官大生险，在曾国藩的权势与日俱增的同时，来自朝廷和地方上上下下的各种非议和猜忌也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咸丰皇帝虽然对他委以重任，但同时也心存疑虑，因为老曾手握兵权，且又是汉人，万一哪天反了可比太平军厉害多了。曾国藩可谓心知肚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曾国藩有个好习惯，那就是每天晚上坚持焚香打坐，静心冥思。曾国藩正襟危坐，闭目冥想:

曾国藩自古以来，位高权重的人，没有一天不在忧患之中，现在自己上下难当，左右难处，怎么办呢？（反复思虑，再三筹划，他做出决定）:解去兵权，告病隐退。一来可以平息别人的怀疑诽谤，二来向朝廷表明自己不敢久握重权，三来对自己还有避其重取其轻的意思。如果从此事机日顺，四海之内不再刀兵相向，那么我就长期隐退并终老山林，不再出山参与政事，这于公于私都是值得庆幸的。

曾国藩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但是道家思想在他的身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本人酷爱《道德经》一书，对老子哲学深为通晓。曾国藩此时虽然手握重兵，但亦不过是一个地方大员，造反的力量实在不足以与整个清政府抗衡，万一失败就成了第二个吴三桂，留下千古臭名。他明哲保身，只有谦退，如此才可以避免因功高震主而遭遇不测。他在给自己的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说:

曾国藩家信余家目下鼎盛之际，沅浦（曾国荃的字）所统近两万人，贞干（曾国葆的字）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弟者，曾有几家？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人手以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

这段话的大意就是说: 我们曾家兄弟几人现如今都手握重兵，处于鼎盛之势，但是，太阳升到了中天就会下落，月亮圆满了之后就会开始亏缺，斗斛满了人就会去把他刮平，而人的气势过盛了，上天就会将他削平，上天是无形的，但是他会假借他人之手来削弱过于强盛的人。如果等别人来削弱自己，那时后悔就太晚了。

曾国藩的信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 人概不如己概。所谓“概”，指的是古代在量米的时候用来刮平器具的一种东西，如果米盛的太满了，就用来刮一下，以减少盛米的量，从而“概”也就用来代指削弱之义。与其让别人来削弱自己，还不如自行削弱。因为自行削弱尚可保全，如果等别人来削弱自己，结果可能就很凄惨了。

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在平灭太平天国之后，还未等朝廷开口，就主动提出裁军。但是，对于裁军这件事，曾国藩又做得恰到好处，他执行的策略是，裁湘留淮，湘指湘军，淮指淮军，淮军的首领是李鸿章，但同样是曾国藩所辅助培养起来的，湘军与淮军相为羽翼。曾国藩考虑的是，如果不进行裁军，朝廷会对自己产生疑忌，这是很不妥的，可是如果过度裁军，使得自己的实力荡然无存，那么朝野上下那些反对自己的力量乘机反扑，自己就断无还手之力了，过大的兵权会给自己招来祸害，而适当的兵权则是自己的护身符。

在实力最为强盛的时候，曾国藩选择韬光养晦，最终远离凶险，稳居高位，全身而终，身为同僚和后人所钦佩和叹羡。他做到了老子的那句话:“曲己从众，不自专，则全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