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18)

1917年川、滇、黔两次成都巷战，从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战争所采取的手段及其客观效果等几个方面来看，是一场典型的军阀混战。首先，关于战争的目的。发动和参与战争的三方，都是在护国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军事头目，他们都是为了争权夺利，扩张地盘而互相混战。以唐继尧为代表的滇军要向四川扩张，以刘存厚为代表的川军则希望独揽川政，再向外发展。正是在这种相互要求扩张以至独霸四川或西南的动机指使下，川、滇、黔三省军队的矛盾集中于四川省会成都，从而爆发了“刘罗”、“刘戴”两次成都巷战。尽管战争的各方都有自己参与或发动战争的“理由”，但是战争对于川、滇、黔三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违背民心的。“刘罗”、“刘戴”间的非正义之战，正是西南军事领袖们堕落为封建军阀的重要标志。这样就决定了不管是战争本身，还是各派军队，都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例如，护国战争以后，滇军在川就遭到了川省人民的强烈反对。唐继尧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滇军此时在川，“人民仇视，给养困难，土匪骚扰，交通断绝”。四川人民“一致仇视滇军，坚壁清野”，使之“粮秣无从筹备”，连“井水亦无所得食”，造成“军心散漫，毫无斗志”。稍后任唐继尧秘书长的周钟岳也说，“此次战争，（川人）绝我粮秣，断我交通，行军之难，数倍往日。”这些话已把滇军在川的处境刻画了出来。这与不久前的护国战争期间，滇军出师川境，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川、滇、黔三方在战争过程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焚烧抢掠，无所不为，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成都巷战过程中，烧杀抢掠，触目惊心。随后川南战役的结果，更造成纵横千里，哀鸿遍野，四境萧条，村市丘墟的景象。据《古宋县志》记载，川、滇、黔军阀的争夺，“焚烧各区房舍三千余家。团民与匪扑斗，战死者数百人，牵去不知踪迹者亦以百计。损失财产达数十万。劫后遗黎，已不聊生。迨大军清乡，又筹军饷、供夫役，宋人益罢敝。清乡后，疫疠大作，传染遍数区，死亡者又三千余人，全家绝灭者二百余户。益以流亡转徙，宋人殆减少大半。由是田园荒芜，荆棘丛生，人行绝迹，蓬蒿掩路。长林丰草间，时睹野兽出没噬人，死于虎豹者，又不知凡几也。遂致四境萧条，凄凉满目。”古宋乃川、滇、黔间一边远小县，非争夺中心，犹且如此，他地情况，可想而知。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这是非正义的军阀之间的战争，对于战争的三方来说，都不具有正义性。第二，这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辛亥革命以后，省与省之间，省与中央政权之间，以至于各省内部，都发生过一些战争，然而不管是辛亥起义，北伐出师，援川援黔援藏，二次革命，以至护国战争等，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战争都具有某种合理性或正义性，至少不是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只是到了1917年西南各省之间的战乱，才出现了战争的任何一方都是非正义的军阀之间的战争。第三，可以把1917年川、滇、黔成都巷战视为西南各省军事头目堕落为封建军阀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西南军阀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李根源在评价1917年川、滇、黔战争时曾说：“川事结果如是，西南局面矣。”所谓“破”，就是指“团结”的局面遭到破坏，分裂、割据的形成和混战局面的出现，这正是西南军阀形成的基本特征之一。1921年，为了争夺湖北地盘，湖南军阀赵恒惕、四川军阀刘湘、直系军阀吴佩孚等相继以“援鄂”为名率军进入湖北，进行混战。1921年，湘鄂战争爆发，湖南赵恒惕、夏斗寅发兵攻袭鄂南，王占元任命孙传芳为新嘉蒲通警备司令，率第二师应战，总司令部设赵李桥车站。孙传芳派孟昭月及张允朋两旅在得胜山、铁山咀、官山口一带与湘军对抗，大战10昼夜，受挫，退而集结于武穴（广济）休整。湖北督军王占元虽系北洋旧人，但曹锟、吴佩孚见王庸懦无能，克扣自私，早有更换之意；此次抵御湘军作战不利，加以当时财政窘困，饷不以时发，在武（穴）、宜昌、沙市、武昌等地先后激起兵变多起，于是便决计迫王下台。在湘鄂战争初起时，曹、吴即发兵援鄂，由吴佩孚亲任援鄂总司令，派萧耀南率二十五师开赴武汉三镇，第八混成旅旅长靳云鹗为前敌总司令，率部进驻茶庵岭。曹、吴名为援鄂，实为驱王，曾有“援鄂不援王”之语。援鄂大军开往前线，靳云鄂部向湘军猛攻，吴佩孚又亲自率兵乘兵轮直捣湖南岳阳，湘军被水陆夹击，败退长沙，与吴佩孚议和。吴佩孚在战胜湖南军阀赵恒惕后，率军进攻川军。从9月18日到27日，直军在海军的协助下，先后占领了南津关、平善坝、南沱溪；10月上旬，又占领了秭归、巴东、兴山，川军则完全退入巫山以西。吴佩孚既然已经将川军赶出湖北，急于安定到手的湖北地盘，对川军不再穷追。10月下旬，直、川两军签订了和约。名称：川湘鄂战争；发生时间：1921年7月21日至1921年12月21日；地点：湖南省、湖北省；参战方：直系军阀、四川军阀、湘系军阀；结果：直军获胜；主要指挥官：吴佩孚、孙传芳、王占元、刘湘、赵恒惕；战役阶段：湘鄂战争、湘直战争、直川战争。1921年正值民国十年。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的混战时期。当时全国范围内最有实力的军阀群体为直系军阀、奉系军阀、皖系军阀。彼时的直系军阀占据了直鲁豫地区，又夺取了湖北、江西、绥远、江苏、陕西等省，势力极其强大。而彼时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就属于直系军阀系统。王占元这个人庸庸碌碌，但敛财却是一个好手。他本人天性贪财，而他自称自己是“白虎精投胎”，其非常善于搜刮钱财，在地方任上采用垄断军需物品的生产、私自开设钱庄倒卖黄金、倒卖铜元、设立公司出售皮件等手段花式敛财。而且他本人还是一个专横的武夫，在军队管理方面，也肆意克扣军饷。总之一切可以敛财的方式他都想方设法的做。而王占元在湖北督军任上横征暴敛，引起了湖北士农工商兵各阶层人士的不满。湖北的一些知名人士发起“倒王运动”，驱逐王占元。1921年7月，湖北“倒王运动”领袖李书城致电湖北的两个邻省四川和湖南，希望他们出兵援鄂驱逐王占元。湖南督军赵恒惕认为有机可乘，出兵可以并吞湖北地盘，同时还可以借机扩大湘军的影响力，要知道民国时期的武汉三镇可是全国前五的大城市，港口航运汇集，货物贸易繁盛，同时当时的武汉三镇也是内地轻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可是一块大肥肉。而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唐式遵等人互争地盘，打得不可开交。正好这时湖北人联络出兵驱赶王占元，正中这些四川军阀的下怀，他们都想借此机会向外扩张，减少四川省内的内斗。1921年7月20日，湖南督军赵恒惕任援鄂总司令，以湘军第一师宋鹤庚为援鄂总指挥。7月21日，湘军的两个师由岳州（今湖南岳阳）进攻湖北，王占元闻讯后急令鄂军第十八师的师长孙传芳为中路前敌司令、刘跃龙为左路司令、王都庆为右路司令。7月25日，王占元调鄂西军往蒲圻（今湖北咸宁赤壁市）布防组织防御。7月29日，湘鄂战事开始，湘军第二师鲁涤平在羊楼峒部击败鄂军朱大霈旅。7月31日，湘军第二师鲁涤平攻占赵李桥，击败第十八师孙传芳部。8月3日，孙传芳督第二师夺回赵李桥，击败湘军。8月5日，湘军右翼击败蒲通镇守使刘跃龙，占领通城（今湖北通城）。8月6日，中路防守的孙传芳实在顶不住了。湘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战斗力旺盛。最关键的是，孙传芳没有援军，孤军顶了整整8天，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而援军却杳无音讯。万般无奈之下，孙传芳为了避免全军覆灭，只能选择撤退至蒲圻。至此，湖北防线中路的门户大开。那么，王占元为什么不派出援军增援孙传芳呢？原因很简单。湘军三路出击，王占元能用的部队都顶上去了，手里除了一个卫戍武汉的警卫团以外，再也调不出部队。当然，王占元也不是完全没办法，作为直系长江三督之一，他当然要向直系高层求救。说白了，就是向直系大佬吴佩孚求救。而吴佩孚在接到王占元的求救电报后，也立即派出直系主力第25师前往湖北，并且任命25师的师长萧耀南为援鄂军总司令。第25师无愧是直系精锐，7月27日抵达孝感，7月31日进抵武汉。王占元大喜，他立刻请求萧耀南率部增援羊楼司的孙传芳。当时的形势，只要第25师到羊楼司前线，那么湘军必败。一个孙传芳已经让他们手忙脚乱，加上一个萧耀南，湘军肯定扛不住。可是，怪事出现了：一直行动迅速的直军第25师，到了武汉以后，就像换了一个人。萧耀南借口钱粮不足，就是不肯开拔去前线。王占元很快给25师补充了给养，但萧耀南还是借口天气太热，不肯开拔。不管王占元怎么说尽好话，萧耀南就是一步都不离开武汉。萧耀南为什么不进军？原因很简单，因为吴佩孚授意他，“坐山观虎斗”，准备鹊巢鸠占，联合湘军赶王占元下台。王占元瞬间都快崩溃了。8月6日，他接到孙传芳抵挡不住的电报后，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在湖北军政联席大会上宣布辞去湖北督军的职务，黯然下台，告别湖北。8月7日，王占元被迫通电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