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铺的药香

惊蛰那天，巷口的玉兰花落了满地。韩思星坐在中药铺的柜台后，用戥子称当归，铜秤砣的磕碰声混着收音机里的评戏，在药香里荡开。

“甘草放多了。”马嘉祺掀着门帘走进来，白大褂的下摆沾着泥土——他刚从后山采药回来，竹篓里装着带露的薄荷。他接过她手里的戥子，指尖在秤星上滑了三下，“三钱就够，多了发苦。”

他是铺子里的坐堂先生，留洋回来的，却偏爱穿布鞋，说比皮鞋稳当。去年她爹咳得直不起腰，西医都说没救了，是他守在药炉边煎了三个月的药，药渣堆得像座小山，爹竟慢慢能下床了。

药铺的后院种着大片金银花，他总在傍晚浇水。她晾药时，就靠在门框上看他，夕阳把他的影子投在青砖地上，和藤蔓缠在一起。有次他转身时，水壶的水洒在她布鞋上，他蹲下来帮她擦，头发垂下来，扫得她手背发痒。

“下个月，我要去北平。”他磨药时，突然开口，铜碾子在青石槽里转得沙沙响，“那边的医院缺个懂草药的。”

韩思星捏着药包的手紧了紧，牛皮纸被捏出褶皱。“爹的药，我记下了。”她把包好的枇杷叶递过去，声音像被药汁泡过，发涩。

他没接，从抽屉里拿出个青瓷小瓶：“这是薄荷膏，你总熬夜搓药丸子，抹在太阳穴上能提神。”小瓶的塞子是他用桃木刻的，雕着朵金银花。

他走的那天，她在药柜最底层发现个账本，里面记着她爹的药方，每张方子的角落都画着朵玉兰花。最后一页写着：“当归三钱，生地五钱，思星，一两。”

后来巷口的中药铺换了新主人，可后院的金银花还在长。有年惊蛰，韩思星摘了把晒干，寄去北平的医院。信封里没写字，只放了片玉兰花瓣，像那年落在他白大褂上的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