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笛短鸣，车厢抖动，像是一只趴伏的巨兽在不断地喘息。
车站人来人往，噪杂而凌乱，再配上热气腾腾的鼎沸，远远望去，就如同一壶将开未开的热水。
祁同伟买了张电话卡，踌躇半晌，还是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
他在逃避，也在抉择，可他又忍不住地还想试试，在这次上车前最后再试一次。
他不知道高育良到底回来没有。
“哪位？”
熟悉的低沉的声音传来，带着些焦灼的燥热，听起来有点儿像久旱无甘霖的黄土地，干涩得快要裂开了。
完全不像高育良平时的作风。
祁同伟皱了皱眉，这么沙哑，是刚刚回来太累的缘故吗？
“老师，是我......”
祁同伟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急切地打断了。
听筒那头高育良的音量一下子提高不少，语速也比往常快了许多，“同伟？你跑哪去了？你现在在哪儿？赶快回来，老师有话和你说......”
祁同伟无奈。
要不是他猜高育良肯定想见他，又怎么会这么早地买车票？
在这个时候，这个落魄的时候，他不愿意见高育良，在这个艰难而有人注目的时候，他也不该见高育良。
“老师，我在火车站呢，不不，不在京州，在澄川市中途停一下，十分钟以后车就要开了。我挺好的，没什么事，您别太在意了，我都懂......别别，您千万别过来......您今天飞机回来的吧？您早点休息，等我到了，都安顿好了，再给您写信......”
祁同伟停顿了一下，攥紧了手里的话筒“老师，您，您可千万别保我......”
说完，祁同伟不待高育良回答就挂了电话。
说是人人平等，那只不过是一个温柔的骗局。三十年后都没能做到，在此时，就更是法律和口号上安慰小人物的一个虚假的神话。
让人沉醉，却如同泡沫，一戳就破。
祁同伟知道，他没有足够的身份，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渠道，他根本和做出这样暗示的人无法对话。
连解释都不可能，更谈不上改变。
同样的，高育良也没有更高的强权。他就是再怎么有心，也终究无力。弄得不好，甚至对于他的前路也会有损。
那么，何苦要见？见面何为？
祁同伟在车上又晃荡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转乘大巴，又倒驴车，等到了地方，天已经黑透了。
司法所唯一的那个前辈出来接他。
扫了床，铺了被褥，祁同伟就着灯写了一封极短的信。
是给家里的。
大学整整四年，祁同伟都没有回去过，如今，被分配到这个和自己家乡几无二致的小山村，他要如何开口？
穷乡僻壤。
祁同伟撕了两张。
从何说起？桩桩件件他都觉得难以启齿。
只能，只能仗着父母的包容和信任含糊其辞了。
滩水村地处汉东省的南部，在徐家河北三十华里的地方。
一个乡，下辖6个行/政/村，祁同伟就在其中的一个司法所。
在相对封闭的村落里，乡镇政/府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历来就是不完善的。虽然从法律上来看，它们无论在权/力的调配，还是职能的设置上，都显得平衡而完备，但实际上则大不相然。
作为宗族意识遗留的产物，这里的权/力承袭相对固化，村长的称号可以下传，村务自有长者世代的规程，这是一个拥有很强的自主性的空间利益共同体。
基/层民众和上级政/府之间的疏离，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法律要想融入，就必须得妥协，政/策要想施行，就必须得变通。
明确自己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祁同伟花了几天的时间将他工作的环境先简单地转了转。
在根源深厚的乡村势力面前，司法所的地位本身就是尴尬的。他是外人，是入侵者，这个本该朴实的地方并没有对他释放出应有的善意、友好和接纳，甚至在许多人看来，他的到来，无疑是上层的渗入，是政/府的离间，他是一个不受欢迎、不被期盼的人。
没有人明言，但祁同伟感觉得到，即便他也出身农村，可在这里，他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有时候，他甚至有点无所适从。就这，还是在他有在此工作三十年的前辈的引导和帮助下的“成果”。
祁同伟觉得难以想象，可又不免心生敬意。
面前这个沉默寡言的老者，三十多年前，也就只是个二十出头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在毫无此间成员信任和认同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在这里立足的呢？
可祁同伟转眼又觉出悲凉。
生活磨损得他脸上、手上沟壑纵横，时间可以摧折志向和傲骨。在这个他乡异地，面前这个也曾意气风发、才能卓越的年轻人，一待，这么一辈子就已经过去一多半了。
滩水村信息闭塞，没有一家接通了电话。要想换取生活物资或者寄信什么的，最少也得到离此地八公里多的镇上。
根本没有什么是需要他们处理的大事，没有人会把案子递到他的跟前，一切都按着既定的轨道前行。
空间和时间交错隔绝，使外界的一切都变得渺远。
作为一个心怀理想的人，作为一个自认为有能力的人，没有任何事情来找，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他做。
这说明这个世界不需要他了。
忙碌得惯了，突然一下子彻底闲下来，祁同伟很有些恍惚。
他开始尽力地给自己找些事干，他努力地读书，看完了自己带的，又去搜罗村镇里所有能找到的。他考察了附近所有村落的每一条线路，并竭力弄清着他们复杂而严密的关系网。
他在守心，在清心。这是到目前为止两辈子唯一这么静这么静的时候。
他可以推远了俗事，可以推拒一切的纷扰。
李白都曾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他那样的才华盎然，气冲云霄，都会有苦闷和失意，那自己这点冷待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个月，两个月，转眼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
上辈子的祁同伟只在这里徘徊了几个月，可这辈子，祁同伟在这里已经待了将近两年了。
失落的恐慌感开始上涌，甚至日过一日，想参禅又不能入定。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他随着时间一起前行，因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难以承受的就是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他承受。
这种难熬无可与人诉说，无可排解，无可释放，以致越积越多。
祁同伟非常清楚，这不是蛰伏，不是韬光养晦，这是冷落，是抛弃，这是被遗忘的滋味，这是虚伪的悲壮。
没有人会追认的悲壮。
各种此起彼伏的虫声热热闹闹地叫着夏天，时值中午，日头太毒，没有人会愿意在这个时候出门的。
那个前辈去午休了，祁同伟在司法所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着一本小说。
“同伟啊，你在啊？你快来俄家看看，老头子这是咋的了？”
祁同伟一愣，看着面前惶急的老妇人汗流满面地闯进门，没怎么多想，就随着她一起往过跑。
上吐下泻，面色蜡黄，脉搏微弱。
两辈子的祁同伟都是文科生，可他敏锐地意识到，出事了。
祁同伟果断对这一家人采取了隔离消毒的措施，把上一世所有的医疗知识全都用上了，又派了人向外界上级汇报，请求救护队的干预。
当年六月，霍乱从广州溯游而上，延着京广铁路迅速蔓延。
汉东省的永宁县发现了第一起病例，随即波及相邻的17个县。
上级命令，封锁，就地治疗。
没有其他的行/政/人员调入帮助，医院派遣的小组到了，药品到了，可却找不到进来的路，理不好驳杂的亲属关系。
祁同伟站了出来。
他说，“我来。”
在这两年间，祁同伟对附近人群的熟悉程度，已不下任何久居于此的老者。而更重要的是，他还年轻力壮，精力充沛。
他成了里外之间的黏合剂，他的到来和陪伴，无论对于哪一方来说，只要他的身影出现，就会让在场的人感到一点心安。
祁同伟深刻地知道自己并没有那么伟大和无私。
如果他的路平顺、坦荡，那他未必会做出现在这样时时如在钢丝、日日似抱火药的选择。
可在所谓的征询意见的那一刻，他明白，即使他后退，他也退不出去，那么与其被强制，倒不如索性放手一搏。
他也需要承担些什么了。
承担，既是别人需要他，更是他需要这个世界。他要让人看得见他。
因为疫情蔓延和救治的特殊性，乡镇各部门开始由县市垂直管理。
这里封闭着，可又不再封闭了。
阶前小雨点滴，祁同伟坐在医院的隔离区，望着窗外犹见绿色的榕树垂着长长的须在冷气中瑟缩。
今年，大规模寒潮提前来袭，汉东省比平时早了一个多月进入冬季。
而随着医疗队伍和器械药品的不断投入，原本在各县中疫情就不算重的滩水村，传染疫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祁同伟被全省嘉奖为先进个人。
在住院观察期间，祁同伟做了两件事。
第一，他再次写了一份调入缉毒队的申请书。人挪活树挪死，他不能永远在原地不动，这是最有可能实现的选择了。
他们缺人，而他，缺一个机会。
果然，这次他的要求没被驳回。
十一月十号，盖着公章的调令到了。
第二件事，祁同伟开始腾手整理这段时间自己在行/政最底层的所见所闻。
六个村子，不同的地形状况给予了他们不同的外界交往度、政/策关联度和实行度。
恰恰好，这两年多，正是包干到户、流通领域开放两大公共政/策的攻坚期。
时代的变迁在祁同伟的见证之下，给这些闭塞的乡村带来了空前的冲击。
不以社会分工、联动协作为基础的乡村阶层出现了分化。
乡村集市的常驻者、有一定手艺和担任服务职能的人、村里的在/职/干/部、伴随打工潮出现的“两栖人物”、纯农户以及少部分的“游手好闲”者。祁同伟系统地分析了群体背景之下乡村生活的巨大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建设性地提出了针对性的新的法律修改方案和基层政府职/权调整意见。
十五天后，祁同伟将如此种种汇总成一篇论文，发向省的核心期刊。
一个月。两个月。
论文音讯全无，如石沉大海。
祁同伟已经到了缉毒警报道。
在接受驻调任务前，祁同伟犹豫了一下，把论文的底稿寄给了高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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