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许多许多年后，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像上辈子的、又不像上辈子的，可高育良总能记起那天下午，风和日丽，祁同伟把头埋进他怀里无声地哭了很久。
那还是个孩子。一个希翼着他鼓励和认同的孩子。
高育良衣服前襟都湿透了，他不断顺着祁同伟的后背安抚他的情绪。
他感受得到，祁同伟其实在拼命地抑制自己的抽噎，拼命地不想让喉头抖动出音，他是拼命地在遏制眼泪的涌出。
只不过，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
不是撒娇，不是委屈，不是难过，也不再是害怕。高育良也说不清那时祁同伟的状态。
他只记得自己忍不住地感慨：因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祁同伟一直都在强迫地、竭力地想要控制自己。
这个孩子啊。这是什么样的性格啊？这样的倔强，骨子里这样的好强，这究竟是好是坏？他该拿他怎么办呢？
可这，这也，这也太夸张了，不至于吧？
高育良抬头看看表又低头看看身前还没整理好心绪的孩子，十五分钟过去了。
这是在控诉吗？埋怨他这两年太过苛刻？
高育良轻浅地叹息一声，他的姿势不对，腿真是有些麻了。
可他犹豫了两次，终究还是没有推开祁同伟。
算了，算了，就这一回，就这一回，高育良安慰自己，不然，不然孩子憋坏了可怎么办好？
毕竟今后该严的还得严呐。
这时的高育良和祁同伟还不知道后来那些纷纷扰扰、像是命中注定的坎坷，一似此时柔静的他们俩谁都没意识到，这是两个人最好的时光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最纯粹、最让人沉溺的温馨了。
高育良在北京的宾馆收拾行李，开完了为期三天的座谈会，他这就要转机去美国做两个月的交流访问。
床头的电话响了。
少年气中掩不住愉快的声音传来，正如兰花，香得清明而不浓烈，“老师，是我，您知道吗？梁老师同意了。嗯，对啊，我约梁老师出来见了，梁老师说以后她拿我当弟弟看，还说祝我前程似锦，以后找到一个很喜欢我而我也很喜欢的人......”
高育良听得话头一愣，却被少年语气里的开朗以及难得在他面前展现的活泼和快言快语感染，心下也不由轻快起来。
脸上带出了点笑意，高育良并没有打断祁同伟小小的絮叨，详细地问清事情的始末。
“好，我知道了。保研名单定了，论文答辩完了，可这到底还没有毕业呢，不能太松懈知不知道？给你开列的书单，我回来是要检查的。天气好的话，如果没什么事，也可以去周边转转，那么多名山大川，养性怡神，也能多了解些风土人情，还不用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打工赚钱上，知不知道？”高育良清了话音一如往常地督导，还是严厉和威穆，他不想让祁同伟听出自己刚才一点点不由自主的放纵。
“好了，好了，等我回去再说吧，团队老师等着呢，你要是再聊一会儿，你老师就该误了航班了......”
高育良忍不住笑了，挂了电话。
凌晨四点半。美国洛杉矶。
高育良拖着有些疲累的身躯打算回住所稍作休息，就见刚刚接洽他来的主办方请他略等几分钟，说是在他演讲时有一通国内的电话打过来，需要他回一下。
“喂，您好，哪位？”高育良随意地接过转过来的电话，惯例地开头。
“您好，是汉东大学高育良吗？我是京州市公/安局。您系里的梁璐老师在返家途中遭遇车祸，抢救无效身亡，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是一个叫祁同伟的学生，而且据说是他主动约见的。我们刚才查了祁同伟所在地的通讯记录，十七个小时以前，他是给您打过电话吗？我们例行询问您几个问题，请您如实回答......”
彭。垂下来的手带着话筒重重磕在了桌子上。
心急如焚，焦躁不安。
可高育良没法儿回去。
他是带队的团领，是这回主要的访问学者，他除了是祁同伟的老师，他更是汉东大学政法系的主任。
一天，两天，三天......
高育良每每回到酒店都会向国内打长途电话询问最新的进展情况，他试图调动汉东政法系的师生资源插手这件事，可却无一例外的被回绝、被暗示：作为牵涉其中的人，他合该避嫌；另有高层在关注这件事的处理进程。
高育良度日如年，却还是尽心尽力地完成着本职工作。
没有什么纰漏，计划一切都顺利完成。
学习期满。
小聚餐的当晚，高育良出了门就直奔机场，离开大部队先行回国。
即便这样，匆匆回校的高育良还是没能赶得上见到祁同伟。
开车的司机酒驾已被拘捕，全责。但是如果没有祁同伟的约见，也许梁璐就遇不见这种事。
听说祁同伟在公/安局足足待了大半个月。
当然，这既不符合实体正义，更不符合程序要求。
但是没有人提出来。
高育良想，这究竟是不是命运？是不是因果？
上辈子，祁同伟策划了车祸，也多少在生活中亏待了梁璐，他对梁群峰离心离德，明从实逆，那这辈子，就要这么把祁同伟牵连进去吗？
回来以后一个多月。
车祸过去了三个月。
风声渐渐淡了些，平时也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了。
高育良想尽办法托朋友调出了公/安局当时的记录。
金黄的太阳正值中空，高育良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桌前，看着碟带中身着黄色囚服的孩子被按压进入阴暗的审/讯/室。
那个骄傲的、优秀的、干干净净的孩子坐在当中，对着录像的执/法镜头，平静得如同山间泛着清凉的波光的溪流。
“我不知道。”
“不是我。”
“只是要毕业了，我约梁老师聊聊天”
“我不清楚。”
“我没有。”
“我为什么会存心设计？”
“我没做过。”
“我怎么可能做到你所说的授意？”
“我从未这么想。”
无数次的反复。
21天里从早到晚，无数次的反复。
高育良握紧了交叠的手。
这不是法律的定罪，这是人为的羞辱。
这是上/位/者无谓的迁怒，这是对于一个少年精神和信仰的凌迟。是居高临下，咀嚼着权/力滋味的任性和玩弄。
比前世郑西坡受到的待遇过之而无不及。
录像还在放着，已经放了许多遍。高育良背着手看窗外明朗无一丝杂云的天空。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孩子独自承受的，他，在祁同伟这么需要他的时候，他远在异国他乡。
他不能推脱是鞭长莫及。这是他真的，真的无能为力。
他以为他能护好祁同伟的，可现在他连仅仅陪在他的身边都做不到。
从这件事的自始至终，直到一切都已落定，无可更改了，他都没能做到。
祁同伟被取消了保研资格，但还是如期地毕业了，他被分配到了一个村的司法所工作。
同年，高育良辞去了学校的教职工作，应梁群峰早先之言，正式步入了公/检/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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