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顾客说,他希望你把他的女儿归还给公司。”
我接过那个满身烟草味的中年男人递过来的名片,东川先生,MAE,“军用手臂工程所 (Military Arms Engneering & co.)”的缩写,一个跨国集团位于圣路易斯市的附属部门,但听起来类似网络迷因。我前一天晚上过于焦虑所以抽了一晚上烟,看上去像一只无力的,长尸斑的木乃伊,“说真的,老兄?你要我参与流动人口犯罪,就因为他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先生?”而且缺乏耐心。我们刚刚从布莱顿抵达,而且要在晚上五点之前到苏活区参加活动。
他们低头用日语交流了一会儿,翻译员首先站直腰板然后对我说,“我的顾客说,你可以叫他‘乔’(Joe)。”日本人谦卑地点了点头。“梅”把视线别开,看着地砖上长出来的野草和皮鞋碾死的蚂蚁。我注意到他在差不多二十七度的气温里穿着可能是出自牛津街上最好的裁缝店的三件套。
“好吧,乔,”我说,“我叫凯斯(Kase)。”
得到致意,翻译员继续剩下的话,“我的顾客,他理解你和他的女儿的关系,这不是你的错误,但是如果你能离开一阵子,你将会因此得到补偿。”
“如果你以为你用一盒甜甜圈什么的就能贿赂我的话,我现在就要报警了。”
“你不会想惹上这个麻烦的,凯斯,”翻译员侧过身,拦住了我正想走的脚步,“明的手臂是实验室的财产。如果你坚持的话,她很快就会死去。想想吧,”
闷热的空气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雨水,我无法呼吸,提起行李,牵着那只无机质制成的金属左手赶紧离开了火车站,没有浪费一句话。我们把日本人和他的随从甩在身后,“梅”回头看了一眼。可以想象那老人的站姿带着几分悲哀,就这样在原地看着两道影子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一个支着印度食物摊子,弥漫着呛鼻子的红辣椒气息的拐角。
第二天,“梅”从出租房里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