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坚信世界上所有人都住在塑料盒子里。

我那时十岁，养了一箱蚂蚁，偶尔杀死一两只。它们实在是太小了。在一天学校旅行之后我大汗淋漓，躺在床上，衣橱敞开。电视里播放着夜间新闻，音量已经调小。父亲不在家，母亲去洗澡了，相连的浴室传来淋浴的水声。有一层淡淡的水族馆里的光线，幽幽地罩在我的头顶，像水母一样旋转，而我昏昏欲睡地听播音员读稿子，也不记得是关于什么了，好像也不重要。我们全家三口只有一张窄床。父亲睡在椅子上。

我每次到海德公园看见遍地的折叠椅子和懒洋洋地晒太阳，野餐的人都感到怀念。

飞机降落几天后，我和”梅“把行李丢上汽车后座，然后到了布莱顿。这里遍地跑着没有门的公交车，艺术学校的大门涂满了白色的涂鸦，街上贴着巴黎学生革命的海报。海鸥全都像吃人一样大，可以免除证件地随意停在交通中央，露天咖啡店，乔治四世的雕像头上，任何地方。我们晚起，吃热狗，游泳，“梅”抹了一层厚厚的防晒霜，踩上热沙。海滩上的青苔黏滑，石头菱角分明，海水沾在皮肤上有些清凉，接近浴场的地方有“小心巨型章鱼“的标志；简直完美。“如果能有人清理一下啤酒瓶和烤肉签子就更好了。“这是她的评论。

我们听了一场音乐会。好像是在遥远的景点之类的地方，没有任何预兆，人群突然就这么聚集起来了，没有人跳，甩头，比手势，只是站着，看着。我和他们一样在看。站在临时搭建的钢铁架子上，那个棕色皮肤的年轻人拨弄着塑料做的按钮，或者一只手在键盘上敲打，像是从家里梦游到了街上，喃喃着另一块热带岛屿的语言。磁带未来主义。我听得见每一个人轻微震颤的心脏。那个年轻人身上有点什么，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你完全可以它塞进博物馆的橱窗里当成人类遗产，几百年之后再陈列给后人，赚取门票或许眼泪。我后来学习到他为一家寿司店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手指非常灵活。

我在牛仔裤上打拍子那会儿，“梅”把她那份冰淇淋芭菲掉到了草地上，推搡着我去买另一个更甜，更恶心的。

我喜欢布莱顿。我喜欢每天早上给我们端来咖啡，培根鸡蛋和独立报的简，一个好女孩。“梅”从来不说，但是我知道她有些郁闷。有另一件事我觉得值得一提，我们其实本来不打算住在这座城市里，尽管它以嬉皮和流浪艺术出名，而是伊斯特本(Eastbourne)，我们坠毁的地方。“梅”和我带着所有行李跋涉了两天一夜才见到人烟，我们主要吃奶酪味的奇多薯片，其余时间咀嚼草根，我收集淡水，她在夜色取代日暮之前拿出磁带录音机播放一些上世纪的音乐，当然，还是同一支乐队，只是过时。那些女孩印在宣传页上的脸一直那么光鲜。我怀疑她们总有办法拆卸安装一张新的上去。

（然后？然后我们进入了小镇，一个在市集上卖香蕉的伙计之后告诉我，其实这里有旅游巴士，我们只是两天前刚好错过了时间表。）

入住旅馆的时候已经是日出，服务员需要两个人的名字。“梅”没有回答，我再次问了一遍，她什么也没有说，我有点不耐烦，因为我不知道她的姓氏，“这个地方叫什么？”“伊斯特本。”前台的伙计回答，我就在登记本上她那一栏填了地名。她很惊讶，我一直没搞懂为什么，直到后来我在伦敦西北的火车站见到了她的父亲，东川先生(Mr. Higashikawa)，一个老派的日本人，和他忠实的翻译员。

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