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努力，让那些容易开垦的荒地都披上了绿装。到了乾隆时期，朝廷鼓励农民把目光投向边省和内地的山头地角、河滨溪畔。“只要是能开垦的地方，都让百姓去耕种，绝不许豪强来争夺。”这一声令下，像是给那些渴望土地的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乾隆十一年，广东那边的高、雷、廉三府还有琼州等地，土地贫瘠得像是被榨干了养分。朝廷特地开了口子，“荒地就让当地百姓去开垦吧，永远不用交税，这地就世代归他们了。”这话一出，百姓们眼里像是有了光。

云南这地方，山多水少得很。水陆能耕种的地啊，早就被人盯上了。自乾隆三十一年起有了新规定：山头地角要是超过三亩，开垦后就得按照旱田的标准，十年后开始收税；水滨河尾要是超过二亩呢，开垦后就像水田那样，六年后开始收税，收税的标准都是按最低的来。至于那些山地不到三亩，水地不到二亩的，永远都不用交税。广西、贵州这些山多田少的地方呢，也都照着这个政策走。这些政策就像一把火，点燃了零星土地开发的热情，全国范围内耕地面积像吹气球一样增加了不少，农业生产的发展那也是水涨船高。

除了鼓励垦荒、增加耕地面积、调整土地占有关系，在康熙八年的时候还下了停止圈地令，那些被圈占的土地要还给原来的主人。“这几年，又把民间的房地圈给旗下的人，结果老百姓没了营生，吃穿都没着落，流离失所，困苦不堪，真是可怜得很。以后这种事永远不许再做了，今年圈的地，全都还给民间。”这命令一下，就像是给那些失去土地的人重新撑起了一片天。

不管是鼓励垦荒，还是废止圈地令，亦或是更名田，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朝前期土地占有关系的模样，让农民干活的时候心里更踏实，积极性也高了不少。

水利可是农业生产的命根子，直接牵着农业生产的鼻子走呢。康熙帝亲政之后，“把三藩、河务、漕运当成三件大事，整天惦记着，还写下来挂在柱子上。”他把“河务”看成是巩固清朝统治的重大政治任务。雍正、乾隆两朝在康熙朝兴修水利的基础上，像是在守护一座大坝一样，进一步巩固水利工程，效果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清初的时候，黄河、淮河像是没人管的孩子，经年失修。运河呢，堵得像个塞满东西的瓶子，不断地闹洪涝灾害，农业生产被它拖着后腿，漕运也跟着遭殃。那时候黄河下游堵得严严实实，黄河水就像一头失控的野兽，往南冲去抢淮河的河道入海，黄淮合流，水势汹涌得能把人吞没。堤岸决口，泥沙沉积，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地区就这么一直被洪涝灾害折磨着。特别是苏北的高邮、宝应、兴化、泰州、江都、山阳（今淮安）、安东（今涟水）、盐城、淮阴、宿迁这些州县，因为地势低洼的很，每到夏秋季节，洪水就像赶集似的往下冲，河道不通畅，洪涝就频繁得很。

康熙十六年的时候，黄淮两岸的堤坝像是纸糊的一样，一下子决口几十处，苏北低洼地区的州县一下子就泡在了水里。百姓的生命财产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危险，这也影响了封建统治的稳定。

康熙帝心里明白得很，“黄河溃决和漕运、老百姓的生活可都拴在一块儿呢。”必须尽快把水利兴修起来。“水利一弄好，田里的苗就不用担心旱涝了，肯定会有好收成，好处多得很。”于是康熙十六年就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负责修黄、淮和运河。靳辅请来了水利专家陈潢，他们俩就像侦探一样，精心勘察地形，然后尽心筹谋，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治河办法。

靳辅之后呢，王新命、于成龙、张鹏翙先后当上河道总督，在康熙帝亲自督促下，基本上还是沿着靳辅和陈潢的治河路子走，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他们加高了控制洪泽湖的高堰大堤，让洪泽湖的水位升高，这样就有力量和黄河水对抗，不让黄河水倒灌进运河。还挑浚淮扬七州县所属下河，把积水疏导进海里，这样进一步控制了苏北的水患。

到了雍正的时候，在骆马湖东岸修了拦河滚坝和拦水坝，还加筑了高邮、宝应、江都运河东西两岸的大堤，康熙时期治河的成果就像被加上了一层保护罩一样得到了巩固。

黄河、淮河、运河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精心治理，那些中下游各省多年的水患威胁基本上就像烟雾一样消散了，江淮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就像是有了一片肥沃的土壤。疏通运河使得南北水路交通和漕运畅通无阻，这就像给当时的社会经济注入了活力。

另外呢，康熙时期还进行了永定河的治理工程。雍正、乾隆时期主要修筑江浙沿海的海塘。永定河以前叫浑河，有个外号叫“小黄河”。因为上游的水带着大量的泥沙，河道淤塞得厉害，流向也不确定，下游经常遭水灾。特别是从芦沟桥往下，“变化多得很”，常常和畿南的那些水汇合在一起，泛滥成灾，对直隶中部和东部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康熙年间，从良乡开始，挑了一条长200多里的新河道，把水引导入海。从这之后，浑河就安定下来了，改名叫永定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