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荒成绩

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牵动着清朝的根基。清军入关后，迅速将发展农业生产摆上了重要位置。而农业的兴衰，与可耕种土地面积息息相关。为了唤醒那些沉睡的荒地，顺治年间便开始大力推行垦荒耕种政策，到了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更是掀起了清前期垦荒的高峰。

大量荒地重新披上绿装，清代的社会经济也因此迎来了一次腾飞的机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被誉为“盛世”，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无疑为这一盛景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然而，明末清初战乱连绵，许多土地被遗弃，无人问津。顺治年间，朝廷竭力号召百姓开垦荒地，并颁布了奖惩条例，将垦荒的成果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依据。可是，由于赋税催缴过急、招揽垦荒者缺乏资金支持以及考核标准过于宽松等问题，垦荒的实际成效并未达到预期。

康熙年间，朝廷对垦荒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御史徐旭龄建议：“新荒地三年起科，积荒地五年起科，极荒地则永不起科。”康熙采纳了这一提议，对起科年限进行了调整。一些地区的新垦荒地起科年限甚至放宽至六年，甚至十年。这一政策的调整，极大激发了百姓垦荒的热情。同时，朝廷还制定了招民开垦、酌情叙用的奖励办法。

康熙那些贡监生员或普通百姓，若能开垦二十顷至百顷以上的土地，经考核其文化水平，便可酌情授予知县、县丞或百总武职等官职。

针对自然条件恶劣但荒地较多的地区，如四川，康熙二十九年特别规定：“凡是流民愿意前往垦荒定居的，所开垦的土地将永远归其所有。”为进一步鼓励垦荒，康熙二十二年还允许河南将义社仓的积谷借给垦荒之民，且不收取利息。

康熙三十二年，陕西布政使接旨，向西安等地的复业流民提供扶持，每户不仅发放一头耕牛及犁具，还提供谷种以及雇工所需的费用，助其顺利开展耕种。

康熙五十三年，甘肃境内未开垦的荒地被拨给了无地可耕的农民，并从府库中拨款资助他们购置耕牛和种子。

得益于清廷推行的一系列奖励措施，大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纷纷涌向各地，参与垦荒。“湖广百姓到四川开垦”“山东百姓去口外种地”的现象蔚然成风。

康熙时期的垦荒面积堪称整个清朝之最。据《清实录》及康熙、雍正《大清会典》记载，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49万余顷，至康熙二十四年已增至607万余顷，雍正二年更飙升至723万余顷。

从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二年，不到四十年间，耕地面积暴增了100多万顷，这一惊人的数字充分体现了康熙朝鼓励垦荒政策的显著成效。

雍正年间，垦荒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延续。

雍正元年，朝廷继续放宽起科年限，其中水田六年起科，旱田则为十年起科。

雍正帝下达谕令：

胤禛（雍正帝）凡是有可开垦的地方，任由百姓自行开垦并上报，官吏不得勒索或阻挠。

他同时劝勉道：

胤禛（雍正帝）若有人无力开垦，官府应提供耕牛和种子，起科之后颁发凭证，土地永久归其所有。

对于边远地区，朝廷采取了特殊政策。例如，为鼓励陕西无业百姓前往宁夏垦荒，清廷提供路费，每户按百亩分配土地，且永久归其所有。在四川苗民聚居区，因荒地众多，迁入百姓每人可分得水田30亩或旱田50亩，若有成年子弟或兄弟之子，则每人另分水田15亩、旱田25亩。

正如前文所述，从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十二年，短短十三年间，全国耕地面积从735万顷增至890万顷，新增耕地面积达155万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