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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建结束的那个下午，大巴车驶回首尔的时候，车窗外的天空已经暗了下来。大家比去的时候安静了许多，不是累了，是心里都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团建的温暖还留在心里，但离别的气息已经悄悄弥漫开来。车上有人在小声聊天，有人在翻手机里的照片，有人靠着车窗打盹。安歌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夜景，手里握着手机，屏幕上是边伯贤发来的消息：“富川怎么样？”她回复了两个字：“很好。”

李思瑜坐在她旁边，戴着耳机，没有睡着。她在想，这是她和安歌一起度过的第三年，从北京到首尔，从夏天到冬天，从陌生到熟悉。她在想，过完年回来，一切还会不会和现在一样。

大巴车停在律所楼下。大家拖着还有些疲惫的身体下车，三三两两地走进大楼。安歌走在最后和李思瑜两个人一起走进电梯。

李思瑜点了点头，没有追问。她知道安歌的父母在北京，知道安歌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电梯门打开，安歌走出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李思瑜。

两个人各自走向自己的工作岗位 安歌推开门，打开灯，房间里的一切都和离开时一样——桌上摊着没看完的文件，咖啡杯还放在原来的位置，窗外的首尔夜景安静地铺展开来。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进去，开始收拾。

文件归类，放进文件夹。笔记本合上，放进抽屉。咖啡杯拿到茶水间洗了，倒扣在沥水架上。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慢，不像平时那样雷厉风行。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做一个短暂的告别

安歌的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下。她看着“收拾行李”四个字，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收拾行李意味着离开，离开意味着要有一段时间见不到他。她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反反复复，最后发了

从国内来的律师们陆续回到了律所公寓。走廊里响起了行李箱轮子的声音、房门开关的声音、还有大家互相道别的声音。

有人喊着“新年快乐”，有人说着“明年见”，有人叮嘱“回来的时候带特产”。热闹中带着一丝不舍，像每一个离别前的夜晚。

李思瑜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行李箱，开始收拾。她带来的东西不多，但回去的东西却不少——给家人买的礼物、给朋友带的韩妆、还有一些在首尔淘的小玩意儿。

她把衣服叠好放进去，把礼物整齐地码好，最后把一个信封小心翼翼地放在最上层。

信封里是一张拍立得照片。团建那天在富川拍的，安歌站在那家刀削面馆门口，手里拿着一袋泡菜，对着镜头笑得很温柔。李思瑜偷拍的，安歌不知道。

她看着那张照片，嘴角弯了起来。这是她跟着安歌以来，第一次看见她笑得那么放松、那么真实。她想把这张照片带回北京，洗出来，放在相册里。

很多年后翻出来看的时候，她会记得这个冬天，记得富川，记得安歌那个很少见的笑容。

隔壁房间传来敲门声。李思瑜打开门，是安歌。

安歌把手上的信封递给了李思瑜 她以为是一封信 没有想到的是 一沓厚厚的红色钞票

安歌看了她一眼，没有戳穿。她转身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门关上了。李思瑜站在那里，抱着那个纸袋，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不是难过，是感动。是那种被人在意、被人记住、被人用笨拙的方式关心的感动。

安歌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收拾行李。她的东西比李思瑜还少——几件换洗的衣服，几本看了一半的书，一些工作资料。她把衣服叠好放进去，把书整齐地码好，最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透明的文件袋。

文件袋里装着她从北京带来的所有东西——边伯贤公司的代理合同、粉玫瑰的卡片、辣鸡爪店的照片、她把文件袋放在行李箱的最上层，用衣服盖好，然后拉上拉链。

她站在窗前，看着首尔的夜景。这是她在首尔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明天她就要回北京了。回到那个她生活了很多年的城市，回到父母身边，回到那个没有边伯贤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