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夜。元家正厅。
元崇山换了一身见客的长衫,桌上摆着酒,两个杯子。他在等塘沽的电报。
元鸿进来的时候,手里没有枪。他把两样东西放在桌上:一张签收单,一张遗书。
"爹,我最后问一次。赵少商怎么死的。"
元崇山看了一眼那两张纸,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喝了一口,说:
"那小子太能查了。再让他查下去,车皮的事就瞒不住。"
"所以我让松本把他弄上船。"他放下杯子,"但不能死在中国。死在中国,赵家要闹,报馆要写,麻烦。死在北海道,就是'失足落水',就是'水土不服',就是一张报纸的豆腐块。"
"我给了松本五千块钱。"他说得很平,"他办得很干净。"
厅里静得能听见钟摆。
"还有我娘。"元鸿说。
"你娘多事。"元崇山终于有了一点不耐烦,"她拿着账本跟我谈条件。一个女人,跟我谈条件。"
他站起来,从抽屉里取出枪,放在桌上,推过去:"你要报官,去。单子上是你的名字。你要动手——"
他笑了一下:"你敢吗。你是我儿子。你打死我,你一辈子抬不起头。"
元鸿看着那把枪。
他想起十年前的春天,赵家花园,一个人坐在海棠树下看书。他想起三个月前赵母的那一巴掌。他想起那口空棺材,想起他把半张船票放进去的时候,手心是湿的。
他还想起另一件事。他七岁那年冬天,父亲在外头,母亲教他写字。灯是煤油灯,光很黄,母亲握着他的手,一笔一笔教他写"鸿"字。写到三点水的时候,母亲说:"这三点水要连着写,断了就散了。"
他后来写字,三点水永远连着。
桌上那张签收单上,"元鸿"两个字的三点水,连得一丝不差。
他把枪拿起来。
"我抬不抬头,不重要。"
枪响的时候,元崇山还站着。他往前踉跄了一步,扶住桌沿,抬头看着儿子,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他不认识的东西——不是怕,是"我看错了你"。
然后他倒下去,血漫过那张遗书。
元鸿抱着他在厅里坐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他对进来的副官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爹的棺材,用最好的木头。别用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