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她这辈子，从没被人好好安排过

辞职之后，她在出租屋里躺了三天。

三天里她只做一件事：算钱。

卡里剩两千六。房租还有十天到期。父亲那头的电话一直没打，她不敢打，她知道一打就是那句“外面不好混就回来”。

第四天她退了房，把行李寄回家，一个人去了更南边的城市。

那几年她换过很多工作。

流水线、服装店、奶茶店、批发市场看摊、春节前在超市做临时促销。哪份工不需要押工资，她就去哪份。

她学会了在人前笑。

学会了被人骂了说对不起。

学会了半夜一个人蹲在便利店门口吃关东煮，汤喝完了还想再续一点。

有一次批发市场旁边摆了张桌子，有人在那儿给人化新娘妆，一天接五六个，赚得比她多。

她站在旁边看了半个小时。

那支笔她其实会拿。

可她没开口。

开口就得说“我会”，说了“我会”，人家就要看你的活儿。

她那时候连一套像样的化妆刷都没有。

后来她想，那不是穷，是怕。

怕自己一上手，就发现自己真的不行。

她后来才明白，那不是求而不得的热爱，是拼了命找来的生路，被现实轻轻一推，就断了。

她好像从来没有被人好好安排过。

不是没人管，是没人会管。

父亲不会，奶奶不会，那些常年不见人影的亲戚更不会。

他们只会说一句：你自己看着办。

十几岁的孩子，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句话。

那几年她给自己定过一条规矩：不管多难，不跟父亲开口。

不是赌气，是她知道一开口，就等于承认自己不行。

有一年冬天她在服装店站柜台，脚冻得没知觉，晚上回出租屋用热水泡，泡出一层白皮。

她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只说了一句“我挺好的”。

父亲在那头嗯了一声，说“那就好”，然后问“钱够不够”。

她说不缺。

挂了电话，她把手机放在床上，坐了很久。

要说起这一切的根，得从很远的地方说起。

父亲生于一九六二年，一辈子在工地上。

他会砌墙、会绑钢筋、会和水泥，手上一年四季都是裂口，冬天裂得能看见红肉。

他不坏。他甚至算体贴女儿。

早年工地一天能挣一百多，在那时的城中村里算过得去的收入。他每天固定给女儿十块钱生活费，从不克扣，也从不拖欠。

但他不会说话。

他不懂怎么问一句“今天在学校开心吗”，也不懂怎么说一句“你别怕，有爸在”。

他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那十块钱，和一句“不够就说”。

母亲走的那年，林晚八岁，小学三年级。

那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

她后来才明白，母亲在这个家里熬了很多年：婆婆的挑剔、丈夫的沉默、一年到头见不到人影的日子。

母亲没有工作，没有说话的地方，连吵架都没人接。

有一次她听见母亲在屋里跟父亲说：“我在这儿跟个外人一样。”

父亲说：“你说这些干啥。”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有一天早上，母亲给她梳了头，扎了两个小辫子，用的是那种一扯就断的皮筋。

“疼不疼？”

“不疼。”

“以后自己会扎吗？”

她当时没听懂这句话。

中午放学回来，家里少了一半东西。

母亲的衣服没了，柜子空了一格，哥哥的房间也空了。

哥哥比她大五岁，那年十三岁，走的时候连书包都没带。

从此杳无音信。

没有电话，没有信，没有任何一次回来看她。

父亲后来只提过一次，说“你妈走的时候，也哭”。

就这一句。

家里从那以后就彻底冷下来了。

没有人管她几点睡，没有人问她作业写没写，没有人发现她连着三天没吃早饭。

她学会了自己煮面，学会了把衣服泡在盆里等周末一起洗，学会了不叫人。

孤独堆久了会变成压抑，压抑堆久了会变成厌学。

这个道理，她十七岁才懂，四十岁才彻底认下来。

她记得母亲梳头时的手。

母亲的手很软，指甲修得很整齐，梳子从头顶梳下来，会先在发梢停一下，把打结的地方理顺。

那天的皮筋是红色的，上面有个小小的塑料花。

她后来在很多新娘的头上见过类似的皮筋，每一次都会愣一下。

有一次她给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客人化妆，客人说“我女儿今天结婚”。

她手一抖，粉扑掉在地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