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他的信

关于沈池妈妈的事，我是从林晚那里听来的。

那天课间，林晚趴在桌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话，忽然压低声音：“哎，你知道吗，沈池他妈妈，前年就没了。”

我正翻书的动作停住了。

“听说是病走的。他爸第二年就再婚了，后妈还带了个弟弟。”她顿了顿，叹了口气，“难怪他整天逃课打架，谁也不理。也是可怜。”

我“嗯”了一声，声音很轻，之后很久都没有说话。

那个下午，我坐在靠窗第二排的位置上，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老师在黑板上写满一板公式，我的目光落在窗外：楼下操场边，有一道身影靠坐在篮球架底下，校服外套扔在一边，深灰卫衣的帽子扣在脑袋上，不知道在看什么，一动不动。

他妈妈不在了。他爸娶了别人。

我想起他那些懒洋洋的笑，想起他那种对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那些刺底下，原来是这样的东西。我忽然有点懂他为什么要逃课，为什么要打架，为什么要一个人待着。就像有时候，我也想把自己藏起来，谁也别看见——藏在被子里，藏在药片的铝箔纸底下，藏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角落里。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坐在书桌前，很久没动笔写作业。后来我翻出一本新的信纸——淡黄色的，带细格，是我前年攒钱买来，想着等有了想写给的人再用。我拧开笔帽，在抬头写下第一行字。

“沈池同学：”

我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写：“你好。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

我是谁呢？我是光荣榜上他看都不会看一眼的名字，是走廊里和他擦肩而过无数次的路人，是体育课上隔着半个操场看他投篮的女生。我有一千种介绍自己的方式，可没有一种，能让他记住我。甚至我写的每一个笔画，都在提醒我：他根本不认识我。

我揉了这张纸，重新写。

“沈池同学：

听说你妈妈的事，节哀。

——一个认识你的同学”

写完我盯着落款看了半天，觉得“一个认识你的同学”这句话虚伪得可笑。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这叫单方面的认识，算什么认识。

我撕掉了第二页。

第三页，我想告诉他更多。我写，我在光荣榜前看过他的名字，写过他的检讨书贴在处分栏里的样子，看过他在篮球场上跳起来投篮的侧脸，也见过他在傍晚的天台上一坐就是一个小时。我想让他知道——有一个人，在所有人都在传他“没救了”的时候，觉得他只是有点难过。

我写得很顺，一口气写了大半张，写到信的末尾才发现自己说了太多。我停下来，重新读了一遍，心里忽然发虚：这些话，他看了只会觉得莫名其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生，端着一副很懂他的样子，说“我觉得你只是有点难过”——凭什么？

我把这页也撕了。

那一晚我写了撕、撕了写。台灯的光压在书桌上，纸团在脚边堆了一小堆。写到后来，我握着笔，看着空白的纸，脑子里那些话翻来覆去，却一个字也落不下来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到了深夜，我终于落笔，只写了一行：

“沈池同学：

听说你妈妈的事，节哀。”

写完，我没再往下写。我想说的那么多，最后能说出口的，竟然只有这一句。而那些没说出来的话，就让它烂在我自己肚子里好了。

我没有署自己的名字。我犹豫过要不要写“阮知榆”三个字，可写了又怎样——他看了也不会知道那是谁。还不如不写。

我反复看了三遍，把那行字在心里念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小心地把信纸折好，翻出一个浅蓝色的信封，把信放进去。信封上，我写上“沈池 收”三个字，又在他名字后面犹豫着补了一笔校名。写完之后，我盯着那个信封，发现自己的眼眶有点发酸。

我数了数书桌旁的纸团：这个晚上，我一共撕掉了七张信纸。从洋洋洒洒一整页，到最后只剩一行字——我费了一整夜的时间，才学会把那句话说得这么轻。

第二天上学，我把那封信放在书包最里层，用课本压着，一整天都没敢动它。

上课的时候，我总是不自觉地走神，手指隔着书包布料，摸到那封信的边角。我想象他拆开信封的样子：先是一愣，然后拆开，看到一行没头没尾的“节哀”，皱眉，想这是谁寄的。然后呢？他大概会把信折起来，塞进抽屉，或者干脆扔进垃圾桶。反正不会有人知道是我写的。

那又怎样呢。至少我那句话，替我送到了。

放学的时候，我攥着那封信，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走到他家附近那条街的邮筒前。墨绿色的邮筒立在人行道边，我站在它面前，手心里的信被汗浸得有点潮。

只要投进去，这封信就会被邮差送到他手里。

我抬起手，举到邮筒口边，又放下来。我心里有个声音在问：你确定要让他收到吗？收到一个陌生人的信，说一句他永远不知道是谁说的“节哀”？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信断了，话也断了，你再也没有理由，也没有借口，靠近他一步。

我握着那封信，最终还是没有投进去，转身往回走。

回到家里，我蹲在床边，把铁盒从床底拖出来。铁盒里已经躺了那张贴着“沈池”胶带的旧饭卡，躺了那张写过他名字、又用力划掉的演算纸，还有那枚褪色的小木牌钥匙扣。我拉开笔袋，把信压在最上面，又合上盖子，把铁盒塞回床底，用脚往里推了推。

信没有寄出去。它成了我铁盒里第一封永远寄不出的信——此后的很多年，铁盒里的信一封一封地多起来，可这一封，是头一封，也是最短的一封。它只有一行字，却比后来所有信加在一起都重。

那晚我坐在书桌前，没有开台灯，就着窗外漏进来的月光，看着黑黢黢的天花板，忽然觉得，那句话我大概要说很久很久，久到有一天他不再需要，久到有一天我自己都忘了。

可我知道不会忘。

就像我知道，那封信躺在铁盒里，永远也不会被投出去——我这个人，攒了那么多没说出口的话，大概这一辈子，也都投不出去了。

后来我在语文课上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给远方的人写一封信》。老师让当堂写，同学们大多写给未来的自己、写给远在老家的外婆。我握着笔，犹豫了很久，最后写了“致十六岁的我”。作文发下来，老师批了个高分，说真情实感。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真正想写的那封信，从始至终就只写了一行字，至今还压在铁盒的最底下。

很多年后的一个深夜，我又梦见过那个墨绿色的邮筒。梦里我伸出手，把信投了进去，邮差把它送到了一个我永远无从知晓的地方。梦醒以后，我在黑暗里躺了很久，忽然想：也许这一辈子，我做的所有事，都像那封信一样——想说的话，从来没能真的递到过谁手里。它们都好好地锁在我心里，像锁在那个锈了边角的小铁盒里一样，无人知晓，也永远不会被认领。

那一夜，我翻了个身，忽然就哭了。不是难过，就是忽然想哭——为那封只写了一行字、却花了我一整夜的信，也为那个从来不知道这些事的少年。

（第十六章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