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出来那天,我查分的手有点抖。页面刷出来的时候,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妈在电话那头哭了,又笑,说你这三年没白熬。我说嗯。
录取通知书是七月底到的。山城热得像个蒸笼,快递员打电话让我下楼取的时候,我穿着拖鞋就冲出去了。信封拿在手里,薄薄一个,可我攥着它上楼的时候,觉得掌心全是汗。
左航那天在片场,我拍照发给他,他秒回了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然后跟了一条语音。我点开,背景里有人在喊“左航老师准备”,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能听出来在笑:“厉害。我就知道你行。”
朱志鑫在群里发了个烟花的表情,苏新皓连发了三条“牛逼”。然后朱志鑫说:“请客请客,老地方。”苏新皓说:“我下周回来,等我。”左航说:“我杀青了回去补上。”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老街,老板娘认识我了,笑着问:“他们呢?”我说都在忙。她说:“忙好啊,年轻人就该忙。”我坐在老位置,点了一碗冰粉,拍了张照片发群里。朱志鑫秒回:“你一个人吃?过分。”左航没说话,但过了十分钟,我手机响了,是他打来的。
“到了?”他问。
“到了。”
“冰粉好吃吗?”
“好吃。”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等我回来再一起吃。”
我说好。挂了电话,我把碗里最后一口冰粉吃完,红糖水沉在碗底,甜得发苦。
大学报到那天,我爸妈送我。高铁三个小时,出站的时候热浪扑面而来,但和山城不一样,这里的风是干的。学校很大,路很宽,我拖着行李箱走在林荫道上,周围全是陌生的面孔。我妈帮我铺床、挂蚊帐,我爸去楼下买了个电风扇。他们走的时候,我站在宿舍楼下挥手,看着他们的背影拐过路口,忽然觉得喉咙发紧。
宿舍四个人,天南海北。第一天晚上大家轮流自我介绍,有人说自己来自哪个省重点,有人说自己拿过什么竞赛奖。轮到我,我说我来自重庆,高中是学习委员,喜欢整理笔记。她们笑了,说那你以后就是我们的笔记库了。
四年过得很快。我在学校里依旧是那个习惯整理笔记的人,只是不再为了谁往桌洞里塞,而是发在班级群里,期末整理成册,学弟学妹们都叫我“笔记姐”。左航的戏一部接一部地播,朱志鑫的歌上了音乐榜,苏新皓的乐队在海外巡演。我们在群里说话不多,但谁也没走散。
毕业那年,我进了一家做文化内容的公司,岗位是内容策划。面试的时候总监翻着我的作品集,一页一页看得很慢。那本作品集是我花了两个星期整理的,把大学四年做过的所有项目按类型、时间、成果排好,每一页都有清晰的标注和复盘。总监翻到最后,合上,说:“你整理东西的能力很强。”我说是,我习惯把复杂的东西理清楚。他点头,说:“这行就需要能理清楚的人。”我当时以为,这就算稳了。
可真正上了班才知道,学校里的“有条理”和职场里的“有条理”是两回事。
第一个月还好,跟着前辈做执行,改改文案、对对流程,偶尔加班到八九点,但心里是踏实的。第二个月开始独立跟项目,问题就来了。客户要一个品牌方案,我熬了三个通宵,查资料、做调研、写策略,光是竞品分析就写了四十多页。最后交上去,总监翻完,只说了一句:“太学生气了。”我不懂什么意思。他说:“你写得都对,但不够狠。客户要的是能卖货的东西,不是论文。”
我拿回来改。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每一版交上去,都被打回来。有一版我熬到凌晨三点,眼睛干得滴眼药水都疼,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提案,客户翻了两页就合上了,说:“你们有没有更懂市场的?”总监在旁边赔笑,说“我们再调整”。我坐在会议桌角落,手里攥着笔,指甲掐进掌心,脸上还得挂着笑。
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都很晚。出公司的时候,写字楼的灯还亮着大半,地铁里人挤人,我站在车厢连接处,看着窗外黑漆漆的隧道,觉得自己像一颗被塞进管道里的珠子,滚来滚去,不知道会掉进哪个洞里。回到家,出租屋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我坐在桌前打开电脑,又不知道该从哪儿改起。
那天晚上,我坐在床边,外套都没脱,手机亮着,是工作群里总监发的消息:“明天早上再出一版,客户周五要。”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给左航发了一条消息。我说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我说我好像一直在等你,等朱志鑫,等苏新皓,等所有人都走远了,我还站在原地。我说我是不是太普通了。
消息发出去以后,屏幕暗了。他没有回。我知道他在山里拍戏,信号不好,可能三四天都回不了。可那一刻我就是觉得,连他都不在。
我把手机扔在床上,去洗了个澡。水很烫,蒸汽糊了镜子,我站在花洒下面,眼泪混在水里往下淌,分不清哪些是水哪些是泪。洗完出来,头发滴着水,手机屏幕亮了——是左航的视频电话。
我接了。屏幕里很暗,只有他半张脸被月光照着,背景是山里的帐篷,风很大,把他的头发吹得有点乱。他应该是在外面找了很久的信号才拨过来的。
他没问我怎么了。他只是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你记得我第一年拍戏吗?”
我点头。
“被导演骂了十七次,第十八次才过。那天晚上我也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站在酒店阳台上给你打电话,你说我演得很好,我一直都很好。”
我说:“那不一样。你是演员,你本来就该演戏。我只是个普通人,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还做不好。”
他说:“你哪里普通了?”
我愣了一下。
他说:“我十六岁认识你的时候,你坐我斜后方,每次我落下的练习册你都帮我收好,我拍戏回来你抄的笔记比我的还全。我现在在外面拍戏,剧本里夹的便签还是你写的。你觉得这些普通吗?”
我攥着手机,没说话。眼泪又掉下来,滴在屏幕上,把他的脸模糊了。
他停了一下,说:“我公司那边最近也在找我谈。”
我说:“谈什么?”
他说:“说我上升期,最好别公开感情。说会影响资源,影响粉丝,影响商业价值。”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怎么说?”
他说:“我说我不靠这个吃饭。我靠的是演技,是作品。如果他们觉得我公开感情就完了,那这个公司我也不用待了。”
我说:“你从来没跟我说过。”
他说:“因为这是我该处理的事。你不用替我操心。你只管做好你的工作,做不好也没关系,慢慢来。我在呢。”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他没挂电话,就让我把手机放在枕边,他在帐篷里,风呼呼地吹,偶尔有工作人员经过喊他“左航老师”,他就压低声音说“一会儿”。我听着他的呼吸声,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手机已经没电了。我充上电,看到凌晨两点他发来的一条消息:“方案发我看看。”
我回:“你看得懂吗?”
他说:“看不懂。但我想看看你写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他公司那边确实给了他很大的压力。经纪人找他谈了好几次,说你现在正是关键期,公开恋情等于自断前程。左航没跟我提这些,是后来跟朱志鑫吃饭时候他说漏了。朱志鑫转述给我的时候,说左航当时就一句话:“我十六岁就答应她了。她等我,我都记着。这跟红不红没关系。”
那段时间,左航的经纪人也找过我。
有一天下午,我正坐在工位上改方案,手机亮了。一个陌生号码,我以为是客户,接了。对方声音很客气,说是左航的经纪人,姓周。她说:“方便聊几句吗?”我走到楼梯间,靠在墙上,说方便。她说:“左航最近在谈一个很好的电影项目,对方很看重他的形象和曝光度。你和他之间的事,公司这边希望你能理解,暂时不要对外说太多。”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没说过。”她说:“我知道,我知道。只是提醒一下,你们年轻,感情的事容易冲动。他现在这个阶段,一步都不能错。”我说:“我明白。”挂了电话,我在楼梯间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去继续改方案。
那天晚上左航给我打电话,问我今天怎么样。我说还好。他没再问,我也没提。但过了两天,他突然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说经纪人找他的事。他说:“我知道她也找你了。你别管她说什么,我自己会处理。”
我说:“你怎么处理?”
他说:“我已经跟她说了,我不靠单身人设吃饭。我靠的是演技,是作品。如果他们觉得我公开感情就完了,那这个公司我也不用待了。”
我说:“你别冲动。”
他说:“我不是冲动。我是想清楚了。我十六岁就认识你,你等我,我都记着。这跟红不红没关系。”
后来朱志鑫跟我说,那天左航跟经纪人吵了一架,吵得很凶。他平时不太发火,但那一次,他把这些年所有的话都倒出来了。他说他可以配合宣传,可以跑通告,可以熬夜拍戏,但他不会拿我去换什么。经纪人说你再想想,他说我想了十年了。
公司那边最后也没能拦住他。他没有高调公开,但也没有再刻意回避。采访里问到感情状况,他不再说“没有”了,只是笑一笑,说“有喜欢的人”。粉丝扒了很久,有人扒到我,也有人骂我。他把我保护得很好,从来不让我看那些评论。有一次我不小心刷到了,坐在工位上愣了很久。他大概有感应,过了一会儿发来一张照片,是他手心里的一颗薄荷糖,浅蓝色糖纸。底下附了一行字:“别看。看我。”
我爸妈是在我大三那年才知道左航的。
那年寒假我回家,我妈在厨房炖汤,我爸在客厅看电视。地方台正好在播左航的采访,主持人问他:“听说你高中就开始拍戏了,那时候学业怎么办?”左航笑了一下,说:“有同学帮我抄笔记。”主持人追问:“男同学女同学?”他没接话,只是低头笑,耳朵有点红。
我妈端着汤出来,正好看见这一幕。她愣了两秒,然后扭头看我:“你高中是不是给人家抄过笔记?”
我筷子一顿,说:“没有。”
我妈把汤放在桌上,坐下,看着我:“你每次塞桌洞里的那些本子,你以为我没见过?你爸开家长会那次,你桌洞里掉出来一张便签,上面写着‘别太累’,字迹不是你的。”
我爸从电视上移开目光,说:“哪个同学?”
我低着头扒饭,耳朵发烫。我妈叹了口气,说:“是刚才电视上那个?”
我没说话。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把电视关了。客厅安静下来,只剩厨房里抽油烟机嗡嗡响。过了一会儿,我爸说:“他家里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
我妈说:“你们从高中到现在?”
我说:“嗯。”
她没再问。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他们房间里有说话声,很小,听不清。第二天早上,我妈把一碗面端到我面前,说:“你爸说了,只要人家对你好,我们不拦着。但你得让我们知道,别瞒着。”
我说好。她又说:“下次他要是来重庆,带回来吃顿饭。”
左航知道以后,紧张得提前一个星期开始挑衣服。他问我你爸喝什么酒,你妈喜欢什么花,要不要带点特产。我说你人来就行。他说那不行,第一次上门。
那天他穿了一件素色毛衣,头发打理得很乖,拎着水果和茶叶,站在我家门口,深呼吸了好几次才敲门。我妈开的门,打量了他半天,说进来吧。我爸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报纸,抬眼看了他一下,说:“坐。”
饭桌上,我爸问他拍戏累不累,他说还行。我妈问他以后怎么打算,他说想稳定下来,多接一些能打磨演技的戏,少接商业活动。我妈说:“我们家就是普通人家,你是大明星,我们不图你什么,就图你对我女儿好。”他放下筷子,很认真地说:“阿姨,我十六岁就认识她了。她等我,我都记着。”
我妈给他夹了一筷子菜。我爸开了瓶酒,给他倒了一杯。他平时不太喝酒,但那杯他一口闷了,脸瞬间红了,坐得还是端端正正。我爸看他那样,嘴角动了一下,没笑出来,但眼神软了。
那天走的时候,我妈送到门口,说:“下次来别带东西了,人来就行。”他点头,说好。下楼的时候他牵住我的手,掌心很烫。我说你紧张什么。他说你爸比导演凶。我笑了,说那当然。
后来他爸妈也知道了。他妈妈是老师,很温和,特意从北京飞过来见我。我们在酒店大堂喝了杯咖啡,她拉着我的手说:“他从小就倔,认准的事十头牛拉不回来。他认准你,我们也认。”他爸话少,坐在旁边喝茶,偶尔点一下头。走的时候,他妈妈塞给我一个红包,我说不用,她硬塞进我包里,说:“拿着,这是规矩。”
两家人正式见面是在我毕业那年夏天。地点选在老街那家小吃店,老板娘听说我们要在这儿见家长,特意把最里面那张桌子擦了三遍,还换了新桌布。左航爸妈从北京来,我爸妈从家里来,四个人坐在那张小桌旁,我和左航坐在两边,像两个等待宣判的人。
朱志鑫和苏新皓躲在隔壁桌假装吃冰粉,耳朵竖得比谁都直。后来朱志鑫说,他听见我爸说了一句“孩子喜欢就行”,我妈补了一句“但婚礼得在重庆办一场”,左航妈妈笑着说“应该的”。然后四个人碰了杯,酸梅汤。
那顿饭吃完,左航送我回家。路上他牵着我,走得很慢。山城的夜风灌进袖口,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说:“你爸今天拍我肩膀了。”我说嗯。他说:“你妈给我盛了第二碗汤。”我说嗯。他停下来,看着我,眼睛还是十六岁那年一样亮。他说:“总算。”
我笑了,眼眶有点热。我说:“总算。”
雾散了,我们都还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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