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辉翔在申报的宿舍里住了下来。
房间在四楼,朝北,晒不到太阳。一张铁架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墙角有个搪瓷脸盆架。
窗户对着天井,天井里晾着各色衣裤,风吹过来的时候飘飘荡荡的,像一面面旗。
他花了三天时间安顿。报社的人对他还算客气,总编姓陈,是个干瘦的中年人,说话的时候眼镜总往下滑,隔一会儿就要推一下。
“早稻田毕业的?”陈总编翻了翻他的履历。
“是。”
“学的新闻科?”
“是。”
“会日文?”
“会,但不算精通。”杨辉翔面对不熟的人,总是惜字如金的,这与他早早败落的家室和在东洋留学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陈总编点点头,把履历合上。“先从社会新闻做起吧。上海这地方,每天的新闻比黄浦江的水还要多。你刚来,多跑跑,熟悉熟悉。”
杨辉翔点头应了。
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丞磊。磊,取自光明磊落之意。
范丞丞听说后笑着摇头:“延舟,你这个化名还真是一眼假,全中国有谁是这个姓的?”但他还是开始叫他“丞磊”。
头半个月,丞磊跑了不少地方。法租界的赌场,英租界的码头,华界的棚户区,哪里出事去哪里。
他写火灾,写凶杀案,写巡捕房抓了一个偷面包的小孩,小孩瘦得肋骨一根一根凸出来,被巡捕揪着领子拎起来,脚都够不着地。他拍了照片,写了稿子。稿子交上去,第二天见报的时候,关于小孩的那一段却被删掉去。
丞磊很识趣的没有问为什么。
这天陈总编把他叫到办公室。
“有个选题你跑一下。”陈总编推了推眼镜,“上海梨园现状。最近法租界那边新起了好几个戏班子,北边来的角儿也不少,算是个文化现象。你去采采,写个系列。”
“系列?”
“三篇。一篇写戏班的生存状况,一篇写名角专访,一篇写观众群的变化。不赶趟,一个月内交稿就行。”
丞磊接了选题。他先跑了几个戏院,天蟾舞台,共舞台,大世界,一个个走访过去。
戏班的班主们见了记者都挺客气,倒茶递烟,但说出来的话都是套话——“承蒙观众抬爱”“梨园行当不容易”“望社会各界可以多多关照”。他记在本子上,觉得没什么可写的。
隔了两天,他想起了春和戏班。
那天晚上听澜在台上的样子还留在他脑子里。他打了个电话给范丞丞,问他认不认识春和戏班的人。
“你想采访听澜?”
“你怎么知道是他。”
电话那头范丞丞笑了一声。“你这种人,能入你眼的角儿不多。”
范丞丞给了他一个地址,又给了他一个名字,田瑞堂,春和戏班的班主。说到了地方,跟他报范仲平的名字就行。
第二天下午,丞磊去了春和戏班。
戏班在白天的样子和晚上完全不同。晚上的春和是灯火通明,流光溢彩的。在白天它只是一栋旧房子,门脸不大,门楣上的漆皮斑驳脱落,露出底下的木头本色。
门虚掩着,推开来是一条窄长的走廊,走廊尽头通向后院。走廊里堆着些杂物,戏箱、刀枪把子、几面破了边的旗子。
空气里飘着脂粉味,旧木头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类似汗渍和陈年茶垢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一个半大孩子在走廊里扫地,见了丞磊抬起头。
“你找谁?”
“田班主在吗?”
孩子往后面喊了一声:“田爷,有人找!”
过了一会儿,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从后院走出来,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手里端着个紫砂壶,壶嘴缺了一小块。
“您是——”
“鄙人丞磊,范仲平的朋友,申报的记者。”
田瑞堂一听“范仲平”三个字,脸上的神情松动了一些。“哦,哦,是范团长的朋友啊。来来来,里边儿坐。”
他把丞磊让进后院的一间小屋。屋里堆满了东西,一张八仙桌上搁着账本、茶具、半包打开的花生,还有一个裂了口的青花碗。
田瑞堂把椅子上的杂物拨开,请他坐下。
“范团长好久没来了,”田瑞堂给他倒茶,茶水是温的,“上次来还是上个月底,带了几位军里的朋友来听戏。”
“不知,这次是……”田瑞堂搓着手,表情局促的看向丞磊。
丞磊接了茶,没喝。他说明来意,申报要做梨园行的选题,想采访春和戏班,尤其是听澜。
田瑞堂一听“听澜”两个字,脸上露出了那种类似于得意又类似于为难的表情。
“这……听澜是不大见客的。他性子冷,不爱这些个应酬。之前也有几家报社来人想采访,他连面都没见。”
“我不需要多长时间,随便聊几句就行。”
田瑞堂想拒绝,但碍于范仲平的面子,最终还是应下,“这个……我帮你问问。至于他愿不愿意见,我说了不算。”他起身出去,紫砂壶搁在桌上,壶嘴那一小缺口朝上,像一只微张的嘴。
丞磊坐在屋里等。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戏单,上面印着“春和戏班”四个大字,底下是演员名录。听澜的名字排在第三个,用的还是小字,想来这张戏单应该是之前的了。
外面有人走动的声音,有人压着嗓子说话,听不清说什么。过了一会儿,田瑞堂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人。不是听澜。
是另一个年轻人,看着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穿一件深蓝色的棉布长衫,袖口挽了两道,露出瘦而结实的小臂。
他手里提着一把胡琴,琴身上蒙着的蛇皮磨得发亮,琴弓搭在琴弦上,像随时准备拉响。
“这位是李远,我们戏班的琴师。”田瑞堂说,“听澜的戏都是他拉的。听澜说,他可以先跟您聊聊。”
丞磊看着李远。李远也看着他。两个人对视了两三秒。
李远的眼睛是那种很安静的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像冬天的星星,冷而不寒。面上没什么表情,嘴唇微微抿着,嘴角有一个很浅的纹路,看起来不像是笑纹,反倒是像常年不说话抿出来的。
“李师傅。”丞磊先开了口。
“不敢当。”李远的声音不高,有点哑,像是用得太少生了锈,“叫我李远就行。”
田瑞堂看了看两人,说了句“你们先聊”就走了,临走还不忘把门带上。
李远在丞磊对面坐下来,把胡琴靠在腿边。他不看丞磊,低着头调琴弦,手指在弦上拨了两下,发出两声闷闷的响。
“记者先生想聊些什么?”
“什么都行。戏班的日常,排练,演出,观众的反应,随便聊。”
李远没接话。他又拨了一下琴弦,这次声音亮了一些。他说话的时候手没有停,一直在摸琴弦。那双手不大,骨节分明,指腹上有一层茧,是被琴弦磨出来的。
“你是听澜老板的琴师?”
“嗯。”听到这个称呼,李远微微皱眉,却没多说什么。
“多久了?”
“十几年了。从他没成角起就跟着。”
“你们是一起来的上海?”
“是。”
丞磊点了点头。“那你觉得听澜是个什么样的人?”
李远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调弦。
“这个问题,之前报社都有报道,你可以去看那个。”他说,声音没什么起伏。
丞磊知道李远指的是什么,他只是笑笑,而后否定了在大多数人眼中听澜的刻板形象,“那都是些没接触过听澜本人而下的定论,于我而言没有任何参考意见。”
“我相信一个能在台上将角色情感演绎的丰富又饱满的人,私底下绝不会是冷漠,目中无人,甚至心高气傲的。”
李远沉默了一会儿,“听澜一向是不愿意见你们的。”这算是听澜没来的解释。
丞磊看着他。他想从这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上读出点什么来,但李远把脸低着,只露出一个额头和半截鼻梁。
“你能先跟我说说戏班的事吗?就从北平到上海,这一路应该很不容易吧。”
李远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这一眼很短,短到几乎不能算“看”。但丞磊感觉到他好像在判断自己。
“不容易。”李远低下头,手指又拨了一下琴弦,“到哪里都不容易。”
他开始说了。声音不大,断断续续的,想起一件说一件,碎且杂,丞磊认真倾听,没有打断他。
李远说春和戏班在北平的时候不算大班子,满打满算二十来号人,在天桥一带唱,混口饭吃。后来北边局势紧了,日本人来了,戏也不好唱了。
老班主就带着班子往南走,一路走一路唱,到济南唱过,到徐州唱过,到南京唱过,最后才到了上海。
“到上海是前年的事。刚到的时候没人认识我们,在闸北一个小园子里唱,一天下来收的赏钱不够买米的。”
“后来怎么起来的?”
“是听澜。”李远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低了些,“他在法租界唱了一场《牡丹亭》,唱完了,人就来了。”他顿了顿。“那些人是为了听澜才来春和听戏的,如今戏班子能起来全靠着他一个人。”
丞磊没有接话,他在等着李远继续讲。但李远不说了,他拿起胡琴站了起来。
“先生见谅,晚上还有场戏,就先失陪了。您要是想见听澜,晚上散了戏可以来后台。”
他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
“您上次来听戏的时候,坐在二楼包厢。”李远转身背对着丞磊,“他对您印象深刻。”
最后四个字咬字比先前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