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贵的电话是下午来的。
沈让正在招待所里翻林建国留下的那摞材料,手机响了。号码还是青山镇那个区号。他接起来,何长贵的声音在那头压得很低。
“沈副支队长,我打听到一件事。精神病院有个夜班护理员,姓赵,以前跟我一个村的。他值后半夜的班,两点到早上六点。那段时间院子里没人,医生都下班了,就他一个人守着住院部。你要见方国栋,趁这个时间。”
沈让问:“赵师傅可靠吗?”
何长贵说:“可靠。他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我跟他讲了,说你是省厅下来查旧案的,方国栋是重要证人。他没多问,只说让你两点以后从后面巷子进去,他在后门等着。”
沈让把时间记下来。他挂了电话,坐在桌前,把夜访的计划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两点进去,护理员在值班室等着。方国栋住在住院部后面那排平房,从后门进去走二十步就到。时间是凌晨,院子里没人,只要不弄出声响,不会有人发现。
晚上十一点多,沈让把车停在精神病院后面那条巷子外面。他没熄火,把车灯关了,坐在驾驶室里等着。苏岚坐在副驾驶上,手里攥着手电筒。两点差十分,沈让把车熄了火,两个人推开车门,贴着墙根往巷子深处走。
巷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沈让打着手电,光柱压低贴着地面,照出前面的路。走到精神病院后门时,铁门旁边已经站了一个人。矮个子,穿着蓝布工作服,手里攥着一串钥匙。看见手电光,他迎上来,低声说:“沈同志?”
沈让应了一声。那人把铁门推开,侧身让他们进去。“我是老赵。方国栋在后面那排平房,左手第二间。你们走快点,我在这儿盯着。有人来我就咳嗽两声。”
沈让和苏岚穿过院子,贴着墙根走到后面那排平房前。方国栋的窗户还亮着灯,窗帘拉着。沈让绕到门边,轻轻敲了三下。里面安静了几秒,然后门从里面拉开一条缝。方国栋探出头来,看见是沈让,把门拉开了。他穿着病号服,脚上是一双旧布鞋,头发乱糟糟的,显然还没睡。
“方师傅。”沈让侧身进去,苏岚跟在后面。屋里很小,一张床、一张桌、两把椅子。方国栋把门关上,退到床沿上坐下。他看着沈让,又看了看苏岚,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这位是苏岚,我的同事,技术员。”沈让说,“她负责记录。你把昨晚跟我说的那些,再跟她说一遍。说详细些。”
方国栋低下头,两只手搁在膝盖上。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收拢,又松开。过了几秒,他开口了,声音很低,断断续续的,像是每句话都要先在心里掂量一遍才敢说。
“那天晚上,我在车间加班。盘库存。九点多的时候,听见后门那边有车响。我出来看,看见一辆卡车停在后门口。车很大,盖着篷布。后门开着,李福生在门口站着。他旁边站着一个人,瘦高个,穿深色衣服。后来我知道他叫孙志强。”
方国栋把两手比了比:“孙志强指挥人搬东西。搬的是铁桶。一桶一桶从仓库往车上抬。我数了。十二桶。硝酸铵。仓库里本来存了二十桶,搬走十二桶,剩下八桶。”
苏岚在旁边飞快地记着。沈让问:“李福生当时在做什么?”
“站着。”方国栋说,“他站那儿看着。有时候跟孙志强说句话。说什么我听不清。搬完以后,孙志强把篷布盖好,拍了拍车帮。车就开走了。李福生和孙志强说了几句话,孙志强往后门里面走了,李福生往车间方向走。”
“然后呢?”
“然后过了几分钟,车间东南角就冒烟了。我看见烟,又听见闷响。地都在动。我从墙后面跑出来,跑到后门的时候,李福生站在那儿。他看见我了,看着我,说,‘你什么都看见了?’我说,‘是。’他就笑了一下,说,‘那你得留在这里了。’”
方国栋停了一下。他的手指抠着膝盖,指甲掐进裤子的布料里。“孙志强从后面走过来,手里拿着绳子。他把我按住,把我的手绑在背后。绑得很紧。然后把我推进门卫室,锁上门。他在门外站着,一直到天亮。”
沈让问:“天亮了以后呢?”
“天亮以后,李福生带了两个人来。他们把我架上车,送到这里来了。走之前,李福生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脑子有毛病,得治。’”
方国栋说到这里,抬起头来,看着沈让。他的眼睛红着,但没有眼泪。他看了看苏岚,又看了看沈让,嘴唇颤了一下,说:“我说的都是真的。十二桶。我数了。孙志强搬的。李福生站在门口看着。后来我把这件事跟陈医生说了,陈医生记了。可李福生说我是幻觉。”
沈让问:“陈医生?陈国英?”
方国栋点头:“是她。她人不错。她跟我说,她信我说的,可她做不了主。后来她调走了。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沈让把陈国英的名字在心里记下。苏岚查过她的资料,1987年调往外地。她是方国栋入院时的诊断医生,也是唯一一个在病程记录里写过“患者所述事件需进一步核实”的人。她在1990年之前就调走了,可林建国接替了她,继续给方国栋开药。
“方师傅。”沈让问,“孙志强后来还来过精神病院吗?”
方国栋的身子缩了一下。“来过。最开始几年,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站在墙外面,站在那个巷子口。我隔着窗户能看见他。他不进来,就站在那儿。后来林医生来了,给他开了药。孙志强来得就少了。前年冬天以后,他就没再来过。”
前年冬天。林建国从临江搬到江州的时间。孙志强在那之后不再出现在精神病院外面。他去了别的地方。他跟着林建国,去了青山镇。
沈让从口袋里摸出孙志强的照片,递给方国栋。方国栋看了一眼,点头:“就是他。瘦高个。走路没声。我在厂里见过他好几回。他平时穿一件灰蓝色的外套,戴一顶旧帽子。”
沈让把照片收回去。他又问:“方师傅,李福生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有没有让人来问过你?”
方国栋摇头:“没有。他把我送进来以后,就没管过。医药费一直是院里垫的。林医生来了以后,说药费他来解决。李福生没有来过。可孙志强在外面站着。他在看着。看我还活着没有。”
沈让把这句话在心里翻了一遍。李福生把方国栋送进精神病院,然后就不管了。他不管,是因为有人替他管。孙志强站在墙外看着。林建国在里面开药。两个人一明一暗,把方国栋关在这个地方九年。方国栋活着,因为他手里握着李福生的秘密。可那个秘密到现在还没说出来。方国栋知道李福生搬走了十二桶硝酸铵,知道孙志强在场,知道李福生说了“那你得留在这里了”。可他没有证据。他的证词是孤证。要钉死李福生,还需要别的东西。
沈让站起来。他看了一眼苏岚,苏岚已经记了满满两页。他把记录本收好,对方国栋说:“方师傅,你今晚说的这些,她都记下了。以后上了法庭,你要当庭再说一遍。”
方国栋看着沈让,慢慢点了一下头。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可最终只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沈让推开门,和苏岚一前一后出了病房。老赵在铁门旁边等着,看见他们出来,压低声音问:“问完了?”
沈让点头。老赵把铁门推开一条缝,放他们出去。巷子里还是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城区的灯火在天边映出一层薄薄的光。沈让和苏岚贴着墙根走到巷口,上了车。沈让发动引擎,车子缓缓驶出巷子。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一只手从内袋里摸出手机,拨了何长贵的号码。响了两声,那头接起来。
“何师傅,问完了。方国栋确认了孙志强在场,确认了李福生指挥搬货。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李福生搬走了十二桶硝酸铵,孙志强说运到了云溪。”
何长贵在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云溪。1976年水电站垮塌。那十二桶硝酸铵,是运去炸水电站的。”
沈让把车拐上大路,朝招待所方向开。他握着方向盘,脑子里在转。云溪。1976年。那十二桶硝酸铵从江州运出去,运到了云溪,用在了一座水电站上。三人遇难。那是所有事情的起点。而李福生在1984年就把那批货准备好了,运到了云溪。那1976年的水电站垮塌,是谁做的?是李福生,还是另有别人?他决定明天去查云溪的旧案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