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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何长贵的秘密

灰烬档案

何长贵说第二天带底稿来,可第二天他没来。

沈让在办公室等到上午十点,没见人。他拨了档案科的电话,没人接。他又拨了何长贵家里的号码,响了七八声,那头始终没人接。他把话筒放回去,坐在椅子里,手指在桌面上慢慢敲着。昨天何长贵交给他那张写着“李福生”的纸条时,手在抖。沈让看见了。何长贵在怕,可他还是把纸条给了。一个怕了九年的人,忽然决定不再怕了,这中间一定有什么东西推了他一把。

沈让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朝档案科走去。档案科的门关着,他推了一下,门锁着。隔壁办公室的一个女民警探出头来,说:“找何师傅?他今天没来。说是请了病假。”

请了病假。沈让心里沉了一下。他没有多问,转身去了人事科。人事科在二楼东头,管档案的是个年轻姑娘,姓刘。沈让亮出证件,说想调阅何长贵的人事档案。小刘犹豫了一下,说要请示科长。沈让说:“省厅调令,交流干部,有权调阅。”小刘不再多问,从柜子里翻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递给沈让。

沈让在人事科旁边的会议室里坐下,打开档案袋。何长贵的档案不厚,几份登记表,几份年度考核,一份调令。他先看登记表。何长贵,1948年生,1968年入伍,1973年转业到江州市公安局,分配在刑侦支队。1984年3月,参与化工厂爆炸案现场勘查。1985年4月,从刑侦支队调至档案科,任科员,至今。

沈让的目光停在“1985年4月”这个时间上。1984年3月发生爆炸,1985年4月何长贵被调离一线。中间隔了一年。何长贵在爆炸案后继续在刑侦支队待了一年,然后才被调到档案科。为什么是一年?他在那一年里做了什么?

沈让继续翻档案。年度考核表上,1984年的评语写着“工作认真,表现良好”。1985年的评语写着“服从组织安排,能完成本职任务”。两句话都是套话,看不出什么。可沈让注意到,1985年的考核表上,签名栏里签字的人是“李福生”。李福生当时是化工局局长,不是公安局的人。他怎么会签何长贵的考核表?沈让把那张表翻过来看背面。背面有一行极小的铅笔字,写着“经市经委协调,调入档案科”。市经委。李福生后来调到市经委。可1985年的时候,他还在化工局。化工局协调公安的人事调动?这说不通。

沈让把档案袋里的材料全部倒出来,按顺序排好。他发现有一处不对劲。1984年的年度考核表和1985年的考核表之间,缺了东西。装订孔的位置有一小段空白,像是被人抽走了几页。他数了数装订孔的数量,对照前后页的孔距。1984年考核表后面应该有五页,可实际只有两页。中间缺了三页。三页被撕掉了。撕口很齐,贴着装订线,用刀片或者尺子比着裁的。

沈让把档案袋翻过来,检查内壁。内壁上有几道极浅的划痕,是撕纸时留下的。他对着光看,划痕旁边有几个模糊的字印,是从被撕掉的纸上反印过来的。他眯起眼,辨认了半天,认出了几个字:“……三月二十二日晚,接到……指令,要求……现场……不得记录……”

沈让把档案袋放下,靠在椅背上。何长贵的人事档案被人动过。1984年到1985年之间的三页材料被抽走了。那三页上记的,很可能是何长贵在爆炸案后那一年的工作记录。他做了什么,查到了什么,为什么被调走。而撕掉那三页的人,很可能就是李福生。因为1985年的考核表上,签字的人就是李福生。

沈让把档案收好,还给小刘。他走出人事科,站在走廊里。何长贵请了病假。他的档案被撕了三页。他昨天给了沈让李福生的名字。今天他没来上班。这三件事连在一起,沈让的后背微微绷紧了。

他快步下楼,出了局大院,朝何长贵家走去。何长贵家住城东一个老居民区,地址是昨天在档案科登记表上看到的。沈让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找到那栋五层红砖楼。何长贵家在四楼,门关着。沈让敲了两下,没人应。他又敲了三下,里面还是没动静。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一会儿,里面很静。

他蹲下来,看门缝。门缝底下没有灯光,也没有任何东西塞出来。他站起来,正犹豫要不要去找邻居问问,余光忽然扫到楼梯拐角处的窗户。窗台上放着一样东西,用一块小石头压着。他走过去,把石头拿开。那是一张折好的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字,笔迹潦草,是何长贵的。

“沈副支队长,底稿我放在老地方了。档案室铁柜最底层,第三个抽屉。钥匙在我办公桌左边第一个抽屉里,用胶布粘在抽屉底板下面。别来找我。我走了。”

沈让把纸条折好,放进内袋。他站在楼梯拐角处,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何长贵走了。他请了病假,留了一张纸条,然后离开了江州。他怕了。可他在怕什么?是怕李福生,还是怕那个灰蓝外套的跟踪者?

沈让转身下楼,快步朝局大院走回去。他要去档案室。何长贵把底稿放在铁柜最底层第三个抽屉里,钥匙在办公桌左边第一个抽屉的底板下面。他得赶在别人发现之前,把那份底稿拿到手。

他走进局大院时,天色暗了下来,风把院子里的枯叶吹得满地翻滚。他快步穿过院子,进了办公楼。走廊里空荡荡的,灯管亮着。他走到档案室门口,门还是锁着的。他转身去了何长贵的办公室,门也锁着。他站在门口,从口袋里摸出一把万能钥匙,试了两下,锁开了。

办公室里很暗,窗帘拉着。他走到办公桌前,拉开左边第一个抽屉,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抽屉底板是木头的,他用手指沿着边缘摸了一圈,在靠里的位置摸到一块凸起。他用力一抠,底板翘起来,下面粘着一把铜钥匙。他把钥匙取下来,快步走到档案室门口,开了门。

档案室里一片漆黑。他摸到墙上的开关,灯亮了。他走到最里面那排铁柜前,蹲下来,找到第三个抽屉。锁是好的,他用铜钥匙打开。抽屉里堆着些旧登记表,他把登记表搬开,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他抽出来,拆开。里面是几页手写的材料,纸张发黄,字迹潦草。是何长贵当年写的底稿。比昨天给沈让的那份更完整,上面多了车辆车牌、目击者姓名、以及一行极小的字。

沈让把材料凑到灯下看。那行字写的是:“1984年3月23日,李福生来队,拿走原稿。令重写。我留此份。何长贵。”

他把材料收好,放进内袋。然后他站起来,关灯,锁门,把钥匙放回原处。他走出办公楼,站在台阶上。外面的风更大了,把院子里的枯叶吹得满天飞。他抬头看了一眼天,乌云压得很低,像要下雨。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份底稿和那张写着“李福生”的纸条。两样东西贴在一起。何长贵走了,可他留下了底稿。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接上沈国栋没走完的路。

沈让走下台阶,朝招待所走去。风从背后推着他,把大衣下摆吹得翻卷起来。他走了一段路,忽然停住,回头看了一眼。办公楼三楼的某个窗户后面,有个人影站在窗帘旁边。灰蓝色的外套,旧帽子。那人影站了一瞬,然后消失了。沈让盯着那扇窗看了几秒,然后转过身,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