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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红心A

灰烬档案

从档案室拿回底稿的那天晚上,沈让在招待所里把所有材料重新摆了一遍。

何长贵的完整底稿、他从人事档案里抄下的缺页信息、写着“李福生”的纸条、江州页的五个名字,还有那张红心A。他把这些东西在写字台上排成三排,像摆一副牌。最上面一排是江州案本身,中间一排是连接临江与江州的线索,最下面一排只有一个东西——那张红心A。

他坐在桌前,把底稿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何长贵写得比昨天给的版本更细,底稿最后有一行字,昨天那份上没有的:“李福生来队,拿走原稿。令重写。我留此份。何长贵。”日期是1984年3月23日,爆炸案后第二天。李福生亲自到公安局拿走了报告底稿,要求重写。何长贵留了一份。

沈让把底稿放下,拿起那张写着“李福生”的纸条。纸条是何长贵昨天从档案袋背面撕下来的,米粒还是软的。何长贵早就准备好了。他知道沈让会来查化工厂案,也知道沈让会问到李福生。他把纸条藏在档案袋背面,等着沈让发现。可他自己却走了。请了病假,留了一张纸条,说“别来找我”。一个准备了九年的老刑警,在把最后一份材料交出去之后,选择离开。他在怕什么?是怕李福生,还是怕那个灰蓝外套的人?

沈让把纸条放回去,拿起那张红心A。牌面上的红心在台灯下泛着微光。他翻过牌,背面的“江州”两个字和那行小字还在。他把牌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然后放回桌上。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外面天已经黑了,招待所院子里那盏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出一小片空地。空地上没有人。他放下窗帘,回到桌前,把材料收进公文包。他决定明天一早就去市经委,查李福生的档案。何长贵走了,可底稿还在。李福生的名字已经浮出水面,他不能等。

第二天上午,沈让去了市经委。

市经委在江州市政府大院东侧,一栋五层灰楼。沈让亮出省厅调令,要求调阅李福生的人事档案。接待他的是人事处一个姓孙的副处长,四十来岁,戴眼镜,说话很客气。孙副处长翻了一下登记簿,说:“李主任的档案在组织部,不在我们这里。他是市管干部。”

沈让问:“那他在化工局时期的材料呢?”

孙副处长想了想,说:“化工局1984年底合并进经委,旧档案大部分移交给市档案馆了。你如果要查,得去档案馆。”

沈让道了谢,转身要走。孙副处长又叫住他,压低了声音:“沈副支队长,你是不是在查化工厂那个案子?”

沈让回头看他。

孙副处长犹豫了一下,说:“李主任现在在市里分管工业。你查他的旧档案,上面可能会过问。你最好先跟市局领导通个气。”

沈让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他出了市经委,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根烟。孙副处长的话和何长贵的话是一个意思。李福生的位置高,动他之前得先过市里那关。可他手里现在有什么?何长贵的底稿,一份写着“李福生来队拿走原稿”的记录,还有那张写着“李福生”的纸条。这些够不够立案?不够。底稿是孤证,纸条是何长贵私下写的,没有法律效力。他需要更多的东西。

他抽完烟,把烟头丢进垃圾桶,朝市档案馆的方向走去。

市档案馆在城北,一栋老式四层楼。沈让到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他在阅览室坐了一个下午,翻遍了化工局移交的全部旧档案。材料很多,按年份和类别分了十几个纸箱。他一份一份看过去,大多是些日常行政文件、人事任免、财务报销。李福生作为化工局一把手,签字的文件不少。可这些签字都是正常公务,看不出什么问题。

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他翻到了最后一个纸箱。纸箱角落里压着一份极薄的卷宗,封面没有标题,只写了一个日期:1984年3月20日。沈让翻开卷宗。里面是几张手写的便签,字迹潦草,是李福生的。便签上写着:“二十二日晚,厂区后门,车辆安排妥当。原料已清出。事后按操作失误上报。知情人名单已列。”

沈让的呼吸停了一拍。他把便签翻过来看背面。背面还有一行字,写的是:“林建国那边,我来处理。”日期是1984年3月20日,爆炸前两天。

他把便签放下,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按了按。李福生在爆炸前两天就安排好了车辆、原料清出、事后上报口径。他甚至提到了林建国。那时候林建国还在临江市公安局法医室。李福生在江州,林建国在临江,两个人相隔一百多公里。李福生为什么要“处理”林建国?

沈让把便签重新看了一遍。字迹确实是李福生的,他在其他文件上见过同样的收笔习惯。他把便签放回卷宗,把卷宗放回纸箱,然后站起来,走到阅览室门口。外面天已经暗了。他把档案登记表填好,把纸箱交还给管理员,出了档案馆大门。

他站在台阶上,吸了一口冷风。李福生的便签证实了两件事:第一,爆炸案是预谋的。第二,林建国和李福生之间有联系。林建国当年在临江藏了尸检记录,收养了林小海,后来辗转七个城市调查同类旧案。而李福生在江州爆炸案前就提到了“处理”林建国。林建国不是局外人。他是被李福生盯上的人。

沈让走下台阶,朝招待所的方向走去。风很大,把街上的枯叶吹得满天飞。他走了十几分钟,回到招待所。他推开房间的门,开了灯,把公文包放在桌上。然后他转过身,准备去倒杯水。他的手刚碰到搪瓷杯,目光忽然扫到了写字台旁边的抽屉。那个抽屉他没有锁,只是虚掩着。可他记得很清楚,早上出门前,他把抽屉推紧了。现在抽屉开了一条缝,大约一指宽。

他走过去,拉开抽屉。里面放着几张空白表格和一支备用钢笔。可那些东西上面,多了一样东西。一张扑克牌。红心A。和他在招待所门缝下、在办公室抽屉里见过的那张一模一样。牌面朝上,红心的图案在台灯下泛着微光。背面除了网格花纹,还有一行字。

沈让把牌拿起来,翻过来看。背面写着:“你父亲当年没走完的路,从这里继续。”和第一张一样。可这一张的背面,在那行字下面,多了一行极小的字。字迹很细,像是用针尖刻上去的。

“1976—1983。”

沈让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1976到1983。从灰烬名单上最早的一起案件,到临江火灾案。七年间,七座城市,七起旧案。所有的起点,都在1976年。他把牌翻过来,正面朝上。红心A。红色的心形图案,像一个标记,指向那个被他还没找到的起点。

他坐在椅子里,把牌放在桌面上。有人来过他的房间。在他出去查档案的时候,那个人进了他的房间,把这张牌放进了抽屉。那个人知道他的行程,知道他什么时候不在,知道他的抽屉没有锁。那个人一直在看着他。

沈让把牌收进证物袋,和第一张红心A放在一起。两张牌,两张背面,两行字。第一张写着“江州”,第二张写着“1976—1983”。他把证物袋放进公文包,锁好。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外面院子里那盏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水泥地。没有人。

他把窗帘拉上,回到桌前,拿起电话。他拨了苏岚的房间号。响了两声,苏岚接起来。

“苏岚。”沈让开口,声音很低,“有人进过我的房间。放了一张牌。背面写着‘1976—1983’。”

苏岚在那头沉默了两秒,问:“你人没事吧?”

“没事。牌是放进去的,不是当面给的。那个人不想让我看见他。”

苏岚说:“沈队,你小心点。这个人一直在跟着你。”

沈让嗯了一声。他把电话挂了,坐在桌前。他把两张红心A并排放着,一张写着“江州”,一张写着“1976—1983”。两张牌都是林建国留的。林建国在江州,在暗处看着他。他在用这些牌告诉沈让:江州案的根,在1976年。要查李福生,先查1976年。

沈让把两张牌收好,站起来,走到床边。他没有脱衣服,和衣躺下。窗外的风把枯藤吹得簌簌响。他闭上眼,脑子里在转。1976年。云溪。水电站垮塌。三人遇难。那是灰烬名单上的第一页。也是所有事情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