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查组成立后的第一次正式案情分析会,定在三天后的下午。
沈让提前到了会议室,把材料按顺序摆好。苏岚坐在她惯常的位置上,面前摊着记录本和一摞照片。两个抽调的民警也到了,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各自翻着笔记本。会议室里安静得只听见暖气管里偶尔咕噜一声。
赵铁城最后一个进来。他推开门,手里没拿文件,也没拿笔记本。他走到长桌顶端坐下,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然后环视了一圈在场的人。沈让注意到他的脸色比前几天更灰了些,眼袋很深,像是没睡好。
“开始吧。”赵铁城说。
沈让先汇报。他把四份材料按顺序讲了一遍,又说了下一步的走访计划。他讲的时候,赵铁城一直没说话,靠在椅背上听着,手指搭在桌沿上,偶尔轻轻敲一下。沈让讲完,看向赵铁城,等他指示。
赵铁城没有马上接话。他坐直了身子,两只手搁在桌面上,目光从沈让脸上移到苏岚脸上,又移到那两个民警脸上。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我补充一点。”赵铁城开口。
他的声音比平时低,语速也慢,像是每句话都要费些力气才能从喉咙里推出来。沈让把笔记本往前翻了一页,准备记录。
“1983年4月14日晚上,我是第一批到现场的。”赵铁城说,目光落在桌面上,没有看任何人,“我到的时候,火已经烧了快二十分钟。消防车还没到,剧院前后门都堵着。我从后门那条巷子绕进去,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后门外面地上的一摊水渍。水渍里有一股味,很刺鼻。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后来才知道,那是汽油。”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风吹枯枝的声音。
“后门旁边有个值班室,门开着,里面没人。桌上有一本登记表,摊开着,最后一页写着‘车辆出入,免检’。旁边有个人签了字,赵建军。我认识他,消防队的。我当时把那张登记表翻了一下,看见4月14日那栏里有名字。一个叫高卫东,一个叫马国明。我没拿那张表。我把它放回去了。”
赵铁城停了一下。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慢慢收拢,握成一个松松的拳头。沈让没有说话,只是听着。
“后来我往里走,后台的房梁已经塌了半边,火从里面往外烧。我在走廊里看见一只铁桶,翻倒在地上,桶口烧得变了形。桶旁边地上有一滩液体,还在烧,蓝火苗,蹿得很高。我没敢靠近,退了回来。后来消防队到了,把火压下去。再后来,你父亲来了。他做了我该做的事。他拍了照,取了样,记了证人名单。他比我先到现场,可他到的时候火还没灭,他进不去。等火灭了,那些东西已经被水冲得差不多了。可他还是在后台中间的地面上找到了没烧干净的油渍。”
赵铁城说到这里,抬起眼来。他的目光越过沈让,落在对面墙上那幅旧地图上。地图上红旗剧院的位置被他用红笔圈过,现在看那个圈已经模糊了。
“你父亲把那些东西都记下来了。他写了报告,取了样,送了检。可报告没有出化验室就被打回了。技术科小陈被调走了。后来你父亲被叫去谈话,回来以后就不提这个案子了。他把材料交给了我。他说,铁城,你拿着。我当时接过来,什么都没说。我知道那些东西的分量。可我没有用它。”
赵铁城的声音在这里微微停顿了一下。他的拳头在桌面上松开,又握紧。他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
“后来你父亲走了。那份材料一直在我手里。九年来,我翻过很多次,想交出去。可每一次都有人告诉我,时候不到,证据不够,再等等。等着等着,那些证人一个一个死了。陈德旺死了。刘大勇死了。孙德彪死了。马国明也死了。都是在我眼皮底下死的。我知道他们在怕什么,可我什么都没做。”
他停下来。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苏岚低着头,手里的笔搁在笔记本上,没有动。那两个民警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有开口。
赵铁城慢慢站起来。他撑着桌沿,身子微微晃了一下,然后站稳了。他看着沈让,目光里有一层极薄的水光,但没有落下来。
“我今年五十五了。再有几年退休。”他说,声音比刚才更哑了,“这个案子,我不指望自己能查到底。可我不能再坐在旁边看了。沈让,你那份证据链里缺一块,对不对?”
沈让点头:“缺资金流向的完整记录。孙德彪的账本记到4月13日就断了。4月14日那天的支出,没有记录。”
赵铁城从外套内侧口袋里取出一个叠好的信封,放在桌上。信封很旧,纸面发黄,封口处贴着一条透明胶带,胶带已经发脆,边角翘起来。
“4月14日那天,剧院账上确实没有支出。”赵铁城说,手指按在信封上,“可当天下午,马国明从文化局的备用金里支了一笔钱。这笔钱没有走剧院账户,也没有入正式账。但当时的经手人记了一张纸条,夹在备用金账本里。你爸当年查到了这张纸条,复印了一份,把原件放在了这个信封里。他让我保管。”
沈让盯着那个信封。封面上用蓝黑墨水写着一行字:“1983.4.14,备用金,马国明支。”
“备用金账本呢?”沈让问。
“早就不在了。”赵铁城说,“文化局的旧账,前些年清理过一回,全烧了。这张纸条的复印件也被销毁了。原件在这里。你爸留下的。”
他把信封推到沈让面前。沈让接过来,手指触到那层发脆的胶带,没有马上拆开。他把信封放在桌面上,和那四份材料并排摆在一起。现在桌上有五份东西了。刘大勇的信、孙德彪的账本、赵建军的登记表、林建国的尸检记录,还有父亲留下的备用金支取记录。五份材料,五个来源。每一份都指向同一个人。
赵铁城站在桌前,看着那五份材料。他的目光停了一会儿,然后慢慢抬起头来,看着沈让。
“沈让,你爸当年查到的,比这五份东西加起来还多。”他说,声音已经恢复了开会时的平稳,但底下有种极沉的推力,“可那些东西都被人拿走了。有些人你动不了。可这张纸条,是你爸留到最后的东西。他用它来做什么,你比我清楚。”
沈让把信封收好,和其他四份材料一起放进档案袋里。他站起来,看着赵铁城。两个人隔着长桌站着,谁都没有说话。窗外的风把枯枝吹得啪啪响,打在玻璃上,像有人在敲门。
赵铁城把外套从椅背上拿起来,搭在肩上。他走向门口,经过沈让身边时,停了一下,没有看他,只低声说了一句:
“我的那份自述,也快了。”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沈让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个鼓鼓囊囊的档案袋。苏岚走到他身边,轻声说:“沈队,赵队刚才说的那些……是他自己的问题。”
沈让点了点头。他把档案袋夹在腋下,朝门口走去。走到走廊里,他朝楼梯口方向看了一眼。赵铁城的身影已经不见了,只剩下走廊尽头那盏灯还在亮着,黄黄的一团光,照着一小段空荡荡的水泥地。
沈让快步下了楼,回到自己办公室。他把门关上,把档案袋放在桌上,把那个旧信封抽出来。他盯着封面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拆开胶带,抽出里面的东西。薄薄一张纸,纸页发脆,字迹是马国明的,写着某年某月某日从文化局备用金支取现金五千元,用途栏写着“演出筹备”,末尾有高卫东的签字。
五千元。和孙德彪账本上最后一笔“紧急支取”是同一个日期,同一笔钱。
沈让把这张纸放进证物袋,封好,锁进抽屉最深处。他坐在椅子里,看着窗外暗下来的天色。赵铁城变了。他拿出了藏了九年的东西,说了藏了九年的话。可他说得对,他自述的那一天,也快了。他把自己列在名单上,从来就没有把自己摘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