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刘大勇的遗信

沈让是第三次登刘大勇家的门。

头两次都吃了闭门羹。第一次门只开了一条缝，露出半张女人的脸，听说是公安局的，二话没说就关上了。第二次敲了十几分钟，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像是没人。沈让知道人在里面。邻居说刘大勇的媳妇赵秀兰这些天连菜都是托对门买的，自己从不出门。

第三次，沈让带了苏岚。他让苏岚走在前面，自己站在后面半步。门开了一条缝，赵秀兰的脸露出来，比前两次更瘦了，颧骨顶着一层薄皮，眼窝陷下去，两只眼睛像两口快干了的井。她看见苏岚，愣了一下，嘴张了张，没说出话。

苏岚轻声说：“赵大姐，我们想跟你聊聊刘大哥的事。就我们两个人，没有别人。”

赵秀兰盯着苏岚看了一会儿，又看了看站在后面的沈让。她犹豫了很久，久到沈让以为她又要关门。然后她把门拉开了一条能过人的缝，侧身让了进去。

屋子不大，一室一厅的旧楼房，窗帘拉着，光线昏暗。空气里有股中药味和没散干净的饭菜味。赵秀兰把他们引到客厅那张掉了漆的方桌前，自己坐在靠墙的凳子上，两只手绞着一条旧手帕，不说话。

沈让没有先开口。他环顾了一圈这间屋子。家具简单，一张床、一张方桌、两把凳子、一个旧衣柜。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刘大勇年轻时的照片，穿着消防队的制服，站在一辆红色消防车前面，笑得很憨。照片里的刘大勇比沈让在解剖台上见到的那个要年轻得多，脸是圆的，肩膀很宽。

苏岚在赵秀兰对面坐下来，声音很轻：“赵大姐，我们知道刘大哥的事。他当年在红旗剧院烧锅炉，火灾那晚他看见了什么。对不对？”

赵秀兰的手帕被她绞得更紧了，指节发白。她没有抬头，只是轻轻点了一下。

“他看见了什么？”苏岚问。

赵秀兰沉默了很久。沈让能听见她的呼吸声，又浅又急，像被什么压着。终于，她开了口，声音很低，沙哑得像是很久没怎么说话了：“他看见了。他回来以后，好几天没睡着。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后来他跟我说，他看见有人往剧院后门搬东西。铁桶。汽油味。”

沈让的心跳快了一拍。他站在苏岚身后，没有动，只是看着赵秀兰。

“他为什么没去作证？”苏岚问。

赵秀兰抬起头来，眼眶红了。她张了张嘴，声音里带着一种极深的、压了多年的颤抖：“他去了。他去了你们公安局。有个警察问他话，他把自己看见的都说了。回来的时候他松了口气，说总算把该说的说了。可第二天晚上，家里就着了火。”

她停了一下，用手帕擦了擦眼角。手帕已经湿透了，贴在脸上像一块灰白的布。

“火是从厨房烧起来的，烧了半间屋子。我们跑出来了，没伤着人。可从那以后，他就不敢说了。他把锅炉房的工作也辞了，托人进了消防队。他说离开那个地方，也许人家就不会再找他了。”

沈让慢慢走到桌边，在另一张凳子上坐下来。他看着赵秀兰的脸，那张脸上有恐惧，有疲惫，还有一种被时间磨出来的麻木。

“赵大姐。”沈让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刘大哥走之前，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信，本子，或者别的什么？”

赵秀兰没有马上回答。她低着头，盯着自己手里那块湿透的手帕。过了好一会儿，她把帕子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床边。她跪下来，把床板靠墙那一头的旧褥子掀开，露出下面一块松动的木板。她把木板抠起来，从夹层里摸出一个用塑料布包着的东西。

塑料布包得很紧，四角用橡皮筋箍着。赵秀兰把它放在桌上，一层层揭开。里面是一个旧牛皮纸信封，封口已经粘不住了，用米饭粒粘过又开了口。她从信封里抽出一张折叠的信纸，递给苏岚。

苏岚接过来，小心展开。信纸是那种最便宜的横格纸，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被水渍洇开了。沈让凑过去看。

信是刘大勇写的。日期是1991年夏天，差不多一年前。

“秀兰，如果我哪天出了事，你把这个交给公安局。我这一辈子胆子小，看见了不敢说，怕事，怕连累你和孩子。可我憋了八年了，憋得难受。那晚上我在锅炉房值班，从窗户看见后门进来两个人。前面那个瘦高个儿，手里拎着一个铁桶，后面那个矮胖的跟着。他们把铁桶抬进后台，过了一会儿出来，桶是空的。瘦高个儿说了句‘快点’，矮胖的应了一声。我认得他们。瘦高个儿是文化局的高卫东，矮胖的是马国明。后来火就起来了。我不该不说。可我怕。我写了这封信，不敢寄。我把它藏在床底下。要是我有一天死了，你替我寄出去。刘大勇，1991年7月。”

沈让把信纸从头到尾看了两遍。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个一个钉进眼睛里。瘦高个儿，拎铁桶。矮胖的，跟着。高卫东和马国明。他们抬着桶进了后台。出来后桶是空的。然后火就起来了。

赵秀兰坐在床边，两只手搁在膝盖上，声音很轻：“他写完这封信以后，整个人松快了些。可还是不敢寄。他说再等等，等孩子大了。可孩子还没长大，他就……”

她说不下去了。苏岚把信纸小心地装进证物袋，封好，在上面写了日期和地点。沈让站起来，把凳子放回原处。他站在桌前，看着墙上刘大勇那张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制服，笑得憨厚，肩膀很宽，像能扛住很多东西。可有些东西他扛不住。他扛了八年，最后还是没扛过去。

“赵大姐。”沈让说，“这封信我们带走。你放心，它不会再丢了。”

赵秀兰点了点头。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拉开。楼道里灰白的光从外面照进来，落在她瘦削的肩上。沈让和苏岚走到门口时，她忽然叫住了他们。

“沈同志。”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楚，“我前几天夜里，看见有人在巷口转。一个高个子，戴帽子的。他在我家楼下站了很久。我没敢开灯。”

沈让的脚步停住了。他转过头，看着赵秀兰的脸。那张脸上有一种新的恐惧，比之前的更深，更真。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下半夜。”赵秀兰说，“我从窗户缝里看见的。他站了得有半个钟头，然后走了。”

沈让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他和苏岚一前一后下了楼，走出单元门。外面天已经暗了，巷子里空荡荡的，路灯还没亮起来。风从巷口灌进来，卷着碎雪粒子，打在墙上沙沙响。

苏岚抱着那个装信的证物袋，低声说：“刘大勇也死了。可他还是被人盯上了。”

沈让站在巷口，朝四周看了一圈。巷子里没什么人，只有远处拐角处一家小卖部门口亮着昏黄的灯。他摸出烟，点着，吸了一口。烟雾在冷空气里散得很快。

“那个跟踪的人，”他说，“不是在盯活人。他在确认名单上的人都死了没有。”

苏岚没有说话。两个人站在巷口，风从他们之间穿过，把地上的枯叶卷起来又放下。沈让把烟抽完，掐灭，转身朝车子走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