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卫东正式约见的那天,雪停了。
地点定在市委招待所二楼的小会议室。沈让接到通知时,局办的人特意补了一句:“高总说请沈副队长和苏岚同志一起去,他想当面提供一些情况,配合调查。”
苏岚站在沈让办公桌旁边,听完这句话,皱了皱眉:“当面提供情况?他上次不是已经跟你聊过了?”
沈让把那支没点的烟在指间转了一圈,说:“上次是他找我。这次是他正式约。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上次是私下试探。”沈让站起来,拿起挂在门后的大衣,“这次是公开的。他要把这件事摆到台面上,让所有人都看见他在‘配合调查’。”
下午两点,沈让和苏岚到了市委招待所。这栋楼建于七十年代,外墙是灰色的水刷石,门口立着两棵老松树,树冠被雪压得低低的。服务员把他们领上二楼,推开小会议室的门。
高卫东已经在了。
他坐在长条会议桌的一侧,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系得严严实实,手边摆着一个白瓷茶杯,杯盖半开着,热气一缕一缕往上飘。他身后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眼镜,手里夹着一本黑色皮面笔记本,看模样是秘书。对面摆着两把空椅子,显然是为沈让和苏岚准备的。
高卫东见他们进来,站起身,伸出手。他的握手方式和上次一样,干燥、有力,恰到好处。脸上那点笑意也还在,不温不火,像一杯放了很久的温开水。
“沈副队长,苏岚同志,请坐。”他伸手示意对面那两把椅子,自己先坐了下来,把茶杯端起来抿了一口。
沈让和苏岚对视一眼,坐下了。苏岚打开笔记本,放在面前。
“高总说想提供情况。”沈让开门见山,“我们听着。”
高卫东把茶杯放下,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身体微微前倾。他的目光从沈让脸上移到苏岚脸上,又移回来,像是在确认这两个人谁更难对付。
“上次沈副队长到我办公室,问了一些1983年的事。”高卫东开口,声音平稳,像在会议室里做报告,“我回去想了想,觉得有些话还是说清楚比较好。那场火,是意外。市里当年已经有了结论,电气线路老化引发。我是文化系统的人,管的是演出安排,不是消防,也不是后勤。那晚我在剧院,是因为有一场彩排要协调。火灾是意外,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沈让没有说话。他看着高卫东的脸。那张脸很端正,五官周正,两鬓花白,说话时嘴角带着一种天然的、让人信任的弧度。如果不是在查这个案子,沈让也许会相信他。可他已经看过了那张后门出入登记表,看过了马国明画的那张标着“起火”的平面图,看过了仓库里那些采购单和录音带。
“高总。”沈让说,“您说那晚您在场。那您记不记得,当晚剧院后门停过一辆黑色轿车?”
高卫东的表情没有变化。他摇了摇头,语气从容:“不记得了。那天晚上很乱,火一起,大家都往外跑。后门有没有车,我真没注意。”
“那您认不认识一个叫赵建军的人?”沈让问,“消防队的,当晚在后门值班。”
高卫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他低头看着杯子里浮起的茶叶,好像在回忆。过了几秒,他抬起头来:“赵建军?名字不熟。消防队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们文化系统和消防系统平时不怎么来往。”
沈让盯着他的眼睛。高卫东的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他说不认识赵建军,可那份后门出入登记表上,赵建军亲手写了“免检。赵”三个字,给那辆车放行。
苏岚在一旁翻开了笔记本的另一页,按照事先和沈让商量好的顺序,开口问:“高总,马国明生前和您有过来往。他有没有跟您提过,有人跟踪他,或者收到过什么威胁?”
高卫东转向苏岚,语气依旧温和:“小马是文化系统出来的老人了,后来去了工商局,我们偶尔有联系。他最近的情况,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的。很痛心。但我确实不知道他有没有被人跟踪。他没跟我说过这些。”
苏岚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一笔。她的动作很自然,像是真的在记录高卫东的回答。但沈让知道,她在本子上写的是别的东西。
沈让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好的纸,展开,放在桌面上。那是他从马国明仓库里找到的4月12日采购单的复印件,上面有高卫东的签字和孙德彪的签收章。沈让用手指点着签名那一栏:“高总,您看看这个。1983年4月12日,剧院采购了一批布景材料,金额八千元,经手人签的是您的名字。可这批材料后来没有入库,资金也没有报销凭证。这笔钱,去了哪里?”
高卫东低头看了一眼那张复印件。他的目光在纸面上停了两秒。然后他抬起头来,看着沈让,嘴角的笑意没有消失,但眼底的光变得有些硬了。
“沈副队长,三十多年前的账目,你让我回忆具体去向,我确实记不清了。”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半度,“那个年代的管理不像现在这么规范,有些支出当时没有及时补手续,后来也就那样了。你说是不是?”
沈让把复印件收回来,折好,放回口袋。他没有追问。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高卫东认了那张签字的真实性。他承认那笔钱是经他手支取的。至于去向,他说“记不清”。记不清比断然否认要危险得多。断然否认可以被戳穿,记不清却永远是一团迷雾。高卫东在这上面滑了很多年,滑得太熟练了。
“高总。”沈让最后问了一个问题,“您右手无名指上那道疤,是怎么来的?”
高卫东的右手微微动了一下。他把手收回去,搁在桌下,脸上那点笑意终于淡了。他看着沈让,目光里第一次带上了某种真实的情绪。那情绪不是愤怒,也不是慌乱。是一种很深沉的、被时间磨过很多遍的谨慎。
“年轻时做木工划的。”他说,“怎么了?”
沈让摇了摇头:“没什么。随便问问。”
他站起来,苏岚也站起来。沈让朝高卫东点了点头:“谢谢高总配合。有需要我们再联系。”
高卫东坐着没动。他端起茶杯,朝沈让微微举了一下,像是送客的意思。沈让转身走向门口,苏岚跟在他身后。走到门边时,沈让听见高卫东在身后说了一句:“沈副队长,路还长。慢慢走。”
沈让没有回头。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铺着深红色的旧地毯,踩上去几乎没有声音。两个人一前一后下了楼,出了招待所大门。外面的冷风一下子灌进衣领,把会议室里那股闷浊的空气一扫而空。沈让走到车边,没有马上开门,而是靠在车门上,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了一根。
苏岚站在他旁边,翻开笔记本,指着上面写的几行字:“他提到1983年的时候,用的是‘市里已经下了结论’。他在强调结论的合法性。谈到钱,他说记不清。问到赵建军,他直接说不认识。问到车,他说没注意。问到疤,他说做木工划的。”
她合上本子,看着沈让:“可你注意到没有?他回答‘后门有没有车’的时候,停顿了一下。不到一秒,但我看得很清楚。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才说的。他记得那辆车,只是不说。”
沈让吐了一口烟,看着烟雾在冷空气里散成一片淡白。他说:“对。他在配合我们,把所有问题都答了。可他给的答案,没有一个能被验证。不认识赵建军,记不清钱,没注意车。他把每一扇门都关上了,可关得很自然,像本来就没开过。”
苏岚说:“他在展示他的底气。”
沈让点了点头。高卫东这次约见,本身就是一场表演。他把自己摆在“配合调查”的位置上,有问必答,态度良好。可所有回答都经过精确的过滤,每一个字都在安全的边界内。他让沈让看见了他的从容——不管你查什么,我都能应付。
而那道疤。沈让在心里又过了一遍。高卫东无名指上的那道疤。他刚才说是木工划的,可那疤的方向和位置,更像是在某种极端用力的情况下被什么东西勒出来的。沈让见过很多疤,有些疤一眼就能看出成因。高卫东那道疤,不像是刀伤或划伤。它更直,更窄,像是被一根细而韧的东西勒过。
他想起了林海生左手腕上那道旧疤。两处疤,形态不同,却都指向某种和绳子或铁丝有关的东西。可林海生的疤在手腕,高卫东的疤在无名指。一个像是被绑过,一个像是被缠过。
沈让把烟掐灭,拉开车门。苏岚坐进副驾驶,他把车发动,缓缓驶出招待所的院子。后视镜里,那栋灰色小楼在雪后的天光里显得格外安静。二楼那扇窗户后面,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窗帘旁边,看着他们的车驶远。
沈让把车拐上大路。他没有回局里,而是朝城东方向开去。苏岚偏头看了他一眼,没问去哪儿。两个人都知道,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赵铁城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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