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大案：第九章

第九章 匿名信

赵老四的案子是在一个阴天上午正式结的。市局批了，签字盖了章，卷宗从陈卫东桌上搬到了档案室最里面那排铁皮柜子的第三层。猴子抱着卷宗去归档的时候在走廊里碰见廖国栋，廖国栋问了一句"赵家沟那个案子结了？"猴子说"结了"，廖国栋点了一下头说"小陈动作快"。

陈卫东那天没在局里。他去了赵家沟煤矿把最后的现场复核做完——工具房西墙上那块新补的白灰已经被取样送检了，剩下那一块他没让人铲掉，留着。他蹲在工具房门口把那块白灰又看了一遍，门卫老头在旁边站着抽烟，说"赵大彪前天把赵老四的东西都收走了，说留着碍眼"。

"收走什么了。"

"就那几件衣服，他那双胶鞋，还有床头柜上那个搪瓷缸子。别的没了。"

陈卫东站起来。他看了看工具房里面那张补过的白灰墙，又看了看门口地上那道已经被踩模糊了的拖痕。铁架子上的工具重新摆过了，麻绳被换成了新的，那把泥铲被拿走以后墙角的空位子上只剩一圈灰尘印。他站了几秒钟，然后跟门卫老头说了句"走了"，转身下了山。

下山的时候车开到公路拐弯的那段，他让猴子停了一下。他从车窗里往外看——赵老四租的那间红砖房在桐树后面露出一角，门窗都锁着，锁是新的，比赵老四那把挂锁大一号，锁梁上挂着一粒水珠子，昨夜的雨还没干透。门前那堆碎砖头和烂水泥袋被清理掉了，露出底下压了好几年的泥土地面，上面长出几根细细的野草芽，绿莹莹的，在风里摇了摇。

"走吧。"陈卫东收回目光。

吉普车从赵家沟开回县城的路上，路过煤镇小学门口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小学正在上课，大门关着，铁栅栏门上面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大关县煤镇中心小学"。门卫室窗口探出半个脑袋看了他们的车一眼，又缩回去了。陈卫东坐在副驾驶上扫了那所学校一眼——墙是新刷的，操场上的国旗升到一半，被风扯着飘。他没让车停，车从校门口开过去了。

回到县局他把赵老四案的补充报告写了。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个人。他把笔帽盖上，把报告收进抽屉，站起来伸了个腰——后背的骨头咔咔响了两声，他伸手按了按后腰站了一会儿。

等他从办公楼出来的时候天全黑了。院子里那盏路灯亮着，黄黄的，在槐树底下铺了一小圈光。他走到院门口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信——信封就搁在铁门门缝里，夹着，一半露在外面一半被门缝别住了。白信封，没贴邮票，正面用圆珠笔写着"陈卫东收"四个字，字歪歪扭扭的，像小孩子写的。

陈卫东蹲下来把信封从门缝里抽出来。信封薄薄的，里面像是只折了一张纸。他翻过来看了一下背面，没有寄件人姓名，没有地址。信封的封口是用浆糊粘的，封口处浆糊没抹均匀，鼓起一个硬硬的疙瘩。

他没有马上拆。他把信封夹在手指间走回办公室，开了灯，把信封放在桌面上看了一会儿。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写得很吃力——像是手不稳，又像是笔太重。他拿起来对着灯光看了看透光面，里面确实只有一张纸。撕开封口的时候浆糊干透了，纸粘在一起，他用指甲慢慢挑开，纸角破了一丁点，他放下了。

里面那张纸是方格本上撕下来的，格子印是浅蓝色的。上面用同一支圆珠笔写着，笔画歪歪扭扭，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力气才画出来：

"谢谢陈叔，我爹是煤镇小学三年级二班的，第一个案子里你挖出来的第七个人就是我爹。"

纸的边角起毛了，像是被人反复折叠过又展开。陈卫东把那行字看了三遍。第一遍是看内容，第二遍是看笔迹——这确确实实是小孩子的手，笔尖不听使唤地往格子外面跑，横不平竖不直，一些字的偏旁左右分家了，"谢"字的"言"字旁和"射"之间隔了大半个格子的距离。第三遍他看的是"第一个案子里"这几个字。"第一个案子"——指的是雨夜赶尸人那个案子，周德福交代的七个受害者里，第七具白骨是他最后挖出来的那一具，无名无姓，身份至今没对上。

陈卫东把信纸放在桌上。他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下眼睛。第一个案子的卷宗里，那七具白骨对应了七个名字——七个被周德福利用假死药弄"死"再用扁担挑到悬崖边推下去的人。周德福交代的"已送七人"账册里都有名字，但第七个人来的时候身上什么东西都没带，周德福说"他自己说的叫刘大顺，是不是真名不知道"。卷宗里第七个人至今标注着"身份待核"，照片和DNA数据存着，一直没有家属来认。

刘大顺。煤镇小学三年级二班的孩子，姓刘。

陈卫东睁开眼。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椅子腿在地面上拖了一下发出一声短促的刮擦声。他拿起那张信纸重新折好放进信封，信封揣进口袋，然后推门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亮着灯，值班室的小赵正坐在里面看报纸，看到陈卫东出来打了声招呼。陈卫东点了下头就往外走，步子比平时快。推开门的时候外面风灌进来，晚上比白天冷了不少，天上是碎碎的云，月亮在云缝里露了半张脸又藏回去了。

他在县局门口的台阶上站了几秒，把烟掏出来点了一根，烟头在风里红了一下又暗了。他抽了半根，然后把烟掐了，转身回了办公室。他把桌上的案头日历翻到当天那页——二月二十七号。他在那个日期下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小学，三年级，二班，刘。"

第二天早上七点，陈卫东到了煤镇小学门口。他比平时早了将近一个钟头到局里，从县局开车出来的时候天刚亮透，路上的水洼里还结着一层薄冰。车停在煤镇小学门口的时候校门刚开，一个穿蓝布棉袄的校工正蹲在大门旁边的花坛边上给冬青树浇水，水管子漏了，水呲得到处都是。

陈卫东下了车站在校门口。门卫室的老头探出头来——就是昨天下午看他车路过那个——问"你找谁"。陈卫东把工作证递过去说"找三年级二班的学生家长"。老头看了看工作证又看了看他，说"上课还早着呢，要八点才打铃"。

"我就等一会儿。"

门卫老头把工作证还给他，缩回头去了。陈卫东站在铁栅栏门口，把领子竖起来，看着校园里面。操场不大，煤渣跑道，中间的泥土地上长着稀稀拉拉的草。国旗昨天下午放学的时候降了，现在光秃秃的旗杆顶着一只麻雀，麻雀蹲在那儿东张西望。

七点半开始有学生陆续进来了。小的在前面跑，大一点的在后面走，书包背带有的长有的短，水壶在书包侧兜里晃荡。陈卫东站在门口看着那些孩子从他面前经过，他们的脸在早晨的冷空气里都红扑扑的，有的嘴里还叼着半块馒头，有的边走边用袖子擦鼻涕。

八点差十分的时候，一个男孩从校门对面的巷子里拐出来。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棉袄，袖口短了一截露出手腕，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鞋带系得很紧，打了两个结。他走到校门口的时候看到陈卫东站在那儿，脚步慢了下来。

他大约八九岁，瘦，下巴尖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额前一撮碎发翘着。他站在离陈卫东三四步远的地方，把书包带子往上提了提，没有说话，但眼睛一直看着陈卫东的脸。

陈卫东蹲下来了。他蹲到跟男孩差不多高的时候，看着男孩的眼睛。男孩的睫毛很长，眼睛黑亮亮的，里面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东西，陈卫东说不清楚是什么，但那个东西在那里。"你写的信？"

男孩点了点头。他的嘴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没说出来。两只手攥着书包带子，指节有点发白。

"你叫什么。"

"刘小军。"

"你爹叫什么。"

"刘大顺。"男孩的声音很小，但很稳。他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眼睛没有眨，像是已经把这个名字练过很多遍了，"我爹三年前走了，我妈说我爹出去打工了，不回来了。后来我妈也走了，我跟奶奶住。"

陈卫东蹲在男孩面前，风从他们俩中间穿过去，吹得男孩额前那撮头发晃了一下。他伸手把那撮头发帮他拢了一下——男孩没有躲，就站在那里让他拢了。"你信上写的'第一个案子'，你怎么知道那个案子是谁办的？"

刘小军的目光从陈卫东脸上移开了一小会儿，落在他肩膀上又收回来。"一个叔叔教我的。他来找我，说'你爹的事有人查出来了，你要不要写信谢谢人家'。"

"哪个叔叔？他长什么样？"

男孩想了想："高高瘦瘦的，戴眼镜。说话声音不响，不紧不慢的。他来过我家两回，第一回是去年秋天，第二回是前几天下雨的时候。他说'你去镇上买信封信纸，然后照着这个写'。"

"他写了让你照着抄？"

"他念的。我写的。他说一个字我写一个字。"刘小军把书包带子换了一只手攥着，"他说我爹的事会有人管，让我别着急。"

陈卫东蹲在那里看着男孩的眼睛。"那个叔叔有没有说他叫什么？"

刘小军摇头："他说不要告诉他名字。"

"那你为什么相信我？"

男孩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尖，解放鞋的白边已经磨黑了。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眼睛里那个东西又亮了一下："因为你把我爹挖出来了。那个叔叔说的，他说'把你爹从山里挖出来的人姓陈'。我爹在山里躺了好几年，没人知道他躺在哪，你把他找到了。"

陈卫东的喉咙动了一下。他蹲在那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风从校门口灌进来，吹得他皮夹克的领子往上翻。他看了这个男孩好几秒钟，然后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信纸——已经折得皱了，边角起毛了——递还给男孩。

"你留着。你爹的事我会继续查。"

刘小军接过信纸的时候手指碰到了陈卫东的手掌心，凉的，瘦的，骨头硌着皮。他把信纸小心地折起来放进了书包夹层里，拉上拉链的时候拉链头卡了一下，他用指甲抠了抠，拉上了。

上课铃响了。校园里那些还蹲在操场边上的学生一下子散了，往教室里跑，脚步声在水泥地上踢踢踏踏地响。刘小军也转身往校门里面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陈卫东一眼。陈卫东还站在铁栅栏门口，手插在裤兜里，看着他的方向。男孩抿了一下嘴，然后小跑着进了教学楼，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的拐角。

陈卫东站在煤镇小学门口没有马上走。门卫老头探出头来喊了一声"上课了同志"，他回了一句"知道了"但脚没动。他站在铁栅栏门外看着那栋三层的教学楼，窗户里透出日光灯的白光，三年级二班在二楼最右边那间，窗户开着半扇，能看到里面吊着的一只日光灯管在晃。

风从校门口的铁栅栏中间穿过来，带着煤灰和烧柴的味道。他掏出烟来点了一根，门卫老头喊"学校门口不能抽烟"，他把烟掐了装进空烟盒里，没抽。烟盒的锡纸里面还剩最后半根烟，他捏了捏烟盒，然后把它放回了口袋。

他站了大约有十分钟，看着煤镇小学的操场在早上的太阳底下慢慢变亮。煤渣跑道上有一层薄薄的霜被太阳晒化了，蒸腾出细细的白气。旗杆上的麻雀飞走了，换了另一只更肥的麻雀来蹲着。三年级二班的窗户里面有人影晃来晃去，背着手的，大概是老师。

陈卫东转身走了。他走回吉普车那边拉开车门坐进去，把车打着火，暖风出口又吹出来一股冷气。他把车窗摇下来一半，外面的冷空气涌进来，他深呼吸了一口。

一个高高瘦瘦戴眼镜的叔叔。声音不响不慢。来过两回，一回是去年秋天，一回是前几天。"不要告诉他名字。"——每一条都模糊，每一条又太精确。模糊到没法追查，精确到这个孩子能记住每一个细节，说明他练习过，或者被反复叮嘱过。

他为什么要在结案之后，用这种方式把刘大顺的儿子送到他面前？

陈卫东把车开出煤镇小学门口的那条巷子。后视镜里学校的围墙在往后退，红色的砖墙上面爬着半枯的爬山虎藤。他在巷口停了一下等一辆拖拉机过去，拖拉机突突突地从前面开过去，车厢里装着半车煤，煤块在颠簸中互相碰撞，发出沉闷的响声。

拖拉机过去了。陈卫东把车拐上了回县城的公路。路边坡上的野草开始返青了，一小片一小片的绿色嵌在枯黄之间。阳光从挡风玻璃前面照进来，暖洋洋的，把他握着方向盘的手背晒得微微发热。

他脑子里还在转那个戴眼镜的高瘦男人。去年秋天——陈卫东回想了一下，去年秋天刘大顺的案子还没结，周德福的判决刚下来不久，白骨还在省厅法医室躺着等家属来认。那时候有人已经找到了刘小军，跟他说"你爹的事会有人管"。

这个人比陈卫东更早知道刘大顺的案子，更早知道白骨里有刘大顺，更早知道挖出来的第七个人对应什么身份。因为他是在陈卫东拿到DNA报告之前就在做这件事了。

"不要告诉他名字。"男孩说的时候眼睛是亮的，没有害怕，没有犹豫。

陈卫东的车在公路上往前开。路两边的白杨树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摇，摇出细细的沙沙声。他把车窗摇上来了一点，风小了，车里暖和了一点点。他伸手从手套箱里摸出那个空烟盒，捏了捏，锡纸的硬度还在。他把空烟盒放回去的时候手指碰到了手套箱底层的一个硬壳本子——那个蓝色的塑料皮笔记本，封面印着"工作笔记"四个字，是赵老四工具房里翻出来的那本。

他把本子抽出来翻开。赵老四替三个死人签领工具的那一页还在，他的名字写在三个死者的签名后面，笔迹工整，顿笔很重。他翻到后面几页，都是空白的，没有任何内容。

但他忽然想到一件事。赵老四的工具房在矿区，平时只有工人进出。一个高高瘦瘦戴眼镜的男人如果去过那里，门卫老头应该会记住。如果他是从局里去的，值班室会有记录。如果他是从县里别的部门去的，矿上的访客登记簿上会留下名字。

陈卫东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手套箱。他把车开得快了一些，路面不平的地方车轮颠了一下，方向盘在他手里颤了一下就稳住了。县城的轮廓在前方的山坡后面慢慢地冒出来——烟囱、水塔、县医院的白色楼顶、县局办公楼顶上那根竖着的天线。他盯着那个轮廓看了几秒，然后收了目光，专心看着前面的路。

那个"高高瘦瘦戴眼镜"的人，声音不紧不慢，去过煤镇小学两次。第一次是去年秋天，第二次是前几天下雨的时候——也就是赵老四案发后、结案前的那些天。他为什么选那个时间点再去一次？因为他知道刘大顺是第七具白骨，知道第七具白骨对应煤镇小学三年级二班的刘小军。他去年秋天就知道了。

而去年秋天——陈卫东想起来了——去年秋天他从资料室那本旧卷宗里翻出1986年贵阳的案子之后，跟廖国栋第一次正式聊过天。那是陈卫东来县局以后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跟廖国栋坐在一张桌子前面说案子的事。廖国栋说"那个案子水很深，你别碰"。

但去年秋天有人去了煤镇小学，跟刘小军说"你爹的事会有人管"。而今年二月案发后，那个人又去了第二次，让刘小军写那封信。

陈卫东把车开进了县局大院。他熄了火坐在驾驶座里，没有马上下来。挡风玻璃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水汽，他伸手用袖子擦了一下，露出一小块清晰的视野——槐树的枝子在风里摇着，花坛边上那只黑猫不在，只有一片梧桐叶子被风卷着在水泥地上打转。

他推开车门下来的时候，二楼办公室的窗户里有人探出半个身子，是猴子，冲他喊了一句"陈队，你早上去哪了"。陈卫东抬头看了他一眼说"出去办了点事"，然后往办公楼里走了。

走进楼道的时候他的脚步在楼梯口顿了一下。那张内部通讯录还在墙上钉着，图钉生了锈，纸边卷了。他没停，径直上了二楼。走廊里有人在说话，茶杯盖子磕碰的叮当声从某扇门里传出来。他走过那些门，走到自己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停了一步，回头看了走廊尽头的方向一眼。

走廊尽头那扇窗户开着半扇，外面是灰白色的天。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把窗台上那张值班记录表的页脚吹得掀起来又落下去。值班室的座机电话在窗台上搁着，灰白色塑料壳，听筒搁在叉簧上，安安静静的，像是在等他。陈卫东的目光在那部电话上停留了一下，然后他推开了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

桌上的台历还停在昨天那页。二月二十七号。他在那行铅笔字下面又加了一行："高高瘦瘦。戴眼镜。去年秋。前几日雨。"他盯着那三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合上了台历。

他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第一个案子的卷宗翻到第七具白骨那一页。上面贴着受害者的照片——面部腐烂到无法辨认，但骨骼形态清晰。旁边附着一张身份核验表，在"家属认领"那一栏里一直空着，直到今天还是空着的。但那张空白的格里，现在在他脑子里已经填上了一个名字：刘大顺，煤镇人，有一个儿子叫刘小军，三年级二班。

他合上卷宗。窗外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桌面上形成一条窄窄的光带。他伸手碰了一下那条光带的边缘，指腹上的温度比阳光低了半度，光线从他指甲缝里透过去，在桌面上落下一排细细的影子。

那个戴眼镜的男人，到底是谁？他嘴角的弧度和声音的节奏在陈卫东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像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怎么也聚焦不了。但他知道，去年秋天有人已经在煤镇小学埋下了这颗种子，等到今年二月赵老四的案子结了，这颗种子就发芽了。

他拿起桌上的笔，在台历那行"高高瘦瘦。戴眼镜"旁边画了一个圈。圈完了，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院子里的槐树在风里摇它的枝条。阳光从枝条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面上落了一地碎碎的光斑。那些光斑跟着树枝的晃动轻轻地动着，像是活的。

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钟，当当当地响了三声。陈卫东的眼睛在钟声响的时候闭了一下，又睁开了。他把台历翻到下一页，空白的。他拿起笔在三月一号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煤镇小学。刘小军。戴眼镜的叔叔。"

写完他看了那行字一眼，然后把台历合上放回了桌角。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