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柠是在三天后到达这座南方小城的。
高铁转大巴,大巴转摩的,最后拖着那个二十四寸行李箱,站在一条种满榕树的巷子口时,黄昏刚好落在青石板路的尽头。
她租了一间老居民楼二楼的小单间,月租七百,带一个巴掌大的阳台,阳台上能看见隔壁人家的三角梅,红艳艳地翻过墙头,掉了几朵在她的晾衣绳上。
房东阿姨是个烫着小卷发的中年女人,打量了她一眼,问:“小姑娘一个人来这边做什么呀?”
她想了想,说:“养病。”
阿姨愣了一下,没再追问,把钥匙递给她时多塞了一包纸巾:“楼下的药店往左走两百米,有个超市能买菜,医院公交三站路。有事儿喊我,我住你楼下。”
她接过钥匙,笑了:“谢谢阿姨。”
那声“谢谢”说得很轻,但很真。和过去三年里对周砚深说的每一句“谢谢”都不一样。
她花了一天时间收拾屋子。
行李箱里只有几件换洗衣服、那七本日记、一袋子药,和一张银行卡。她把日记本摞在床头,用一块蓝格子布盖上,像盖着什么已经死掉的东西。
第二天她去附近的医院挂了号,办了转诊手续。医生看了她的病历,皱着眉:“化疗不能断,你之前在市一院做的方案……”
“继续做。”她打断他,很平静,“我就是换个地方做,您按原来的方案开就行。”
医生点点头,没再多问。大概见惯了这种一个人来医院的病人。
她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每天早上六点醒,下楼去巷口买一碗白粥,配一碟咸菜,坐在榕树底下慢慢吃完。八点吃药,九点去医院。下午回来睡一觉,傍晚去海边走走——这座小城有一条很长的海岸线,傍晚的沙滩上没什么人,她脱了鞋踩在沙子上,海水漫上来,凉凉的,盖过脚背又退下去。
她想起以前给周砚深煮汤,烫了手,他头也没抬地说“拿冰水冲一下就行”。
她低头看着海水漫上来,笑了笑。
那都是上辈子的事了。
第三天傍晚,她从海边回来,经过巷口的理发店,站住了。
玻璃窗上贴着“理发烫染”四个红字,里面坐着一个胖胖的大姐,正在嗑瓜子看电视。她推门进去,大姐抬起头:“剪头发?”
“剃光。”她说。
大姐手里的瓜子掉了:“啊?”
“化疗,掉得厉害。”她指了指自己头上的黑色棒球帽,“干脆剃了,省得天天扫床单。”
大姐愣了愣,然后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瓜子壳,拉过一把椅子:“坐吧。不收你钱。”
她坐下来,摘掉帽子。
镜子里的自己脸色有点白,嘴唇也没什么血色。但眼睛是亮的,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
大姐拿起推子,嗡嗡的声音响起来。黑色的头发一缕一缕往下掉,落在白色的围布上,像落了一地碎墨。
她闭着眼睛,听着推子贴着头皮滑过的声音。
一点都不难过。
反而很轻。
很轻,像这三年里压在她肩膀上的什么东西,终于被一把推子嗡嗡地推掉了。
推子停了。大姐拿了面镜子照给她看:“丫头,好看。”
她睁开眼。
镜子里是一个光头的姑娘,头皮白净,五官忽然变得很清楚。眉毛、眼睛、鼻梁、嘴唇,每一处都清清楚楚地露出来。
她摸了摸光秃秃的头顶,皮肤温热,指尖有点麻。
然后她笑了。
那个笑是真心的,嘴角弯上去,眼角也弯上去,露出了八颗牙齿。
大姐在旁边嗑着瓜子说:“这样笑多好。刚进来的时候看你,整个人像绷着一根弦,一碰就要断似的。”
她站起来,把帽子扣回头上:“以后不断了。”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把七本日记从蓝格子布底下翻出来,抱到阳台上。
楼下三角梅的香味飘上来。她坐在小板凳上,翻开第一本。
第一页写着:「今天第一次见到周砚深。他比照片上还好看。但他没看我。」
她翻到第二本。
最后一页写着:「今天他喝醉了,我扶他上床,他攥着我的手腕叫了一声‘晚晚’。我把灯关了,在黑暗里坐了一整夜。」
她翻到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
每一本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名字。同一种不被看见的三年。
她翻完了最后一本,合上,摞好。
然后她站起来,抱着那摞日记本,走到巷子尽头的垃圾回收站,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在了纸箱回收区的最上面。
转身走了,没回头。
可她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在几百公里外的一列高铁上,周砚深正攥着那张医院的便签,把脸埋进掌心。
窗外是疾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
而距离他们见面的时刻,还有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第五章完
【本章钩子】:姜柠在小城的第四天早上,照常下楼买白粥。榕树底下坐着一个男人,背影很熟悉,衬衫皱巴巴的,手背上缠着纱布,面前放着一碗没动过的粥,像是等了一整夜。
他终于找到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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