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邻座-30

庄佑霖从机场直接打车回家。他付钱、下车、关车门，每个动作都和平时一样精确。行李箱的轮子在小区的砖路上发出单调的滚动声，他走得不快不慢，经过保安亭的时候还冲值班的保安点了点头。电梯到六楼，他掏出钥匙开门。门锁转开的那一瞬间，他闻到了煤气的味道。很淡，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但还在。他换了拖鞋，把行李箱靠墙放好，走进客厅。

灯还开着。是那盏玄关的灯，他出差之前说过不用留，但安羽归每次都留。餐桌上放着一个保鲜盒，盒盖半开着，里面是洗好的葡萄。葡萄还没吃完，有几颗滚到了桌上。庄佑霖把葡萄一颗一颗捡回盒子里，盖上盖子，放进冰箱。

然后他去了太平间。

出租车停在医院后门，他下车的时候天上开始飘雪。这座城市每年冬天都会下雪，但今年的第一场雪来得特别晚，晚到他以为今年不会下了。雪不大，细碎的白点被风卷着往脸上扑，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他走进那栋灰色的低矮建筑，在登记窗口签了名字。工作人员让他等一会儿，他就在走廊的长椅上坐着等。走廊里有一股消毒水和冷空气混合的味道，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电流声，墙壁是淡绿色的。

他坐在那里，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膝盖上。手套是灰色的，左手的拇指那里歪了一针。穿了十几年，毛线已经起球了，有些地方被洗得发白。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想起高二那个圣诞节，安羽归把礼物放在他桌上的时候，说“不知道谁送的”。想起自己把那双针脚不均匀的手套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想起他在升高三的暑假终于想明白了是谁织的。安羽归从来没有承认过。庄佑霖也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之间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做过了，但没有说破。说破就太重了。

工作人员推开门，说可以进去了。庄佑霖站起来，把手套摘下来拿在手里。

安羽归躺在一张铁床上，盖着白布。房间里很冷，灯比走廊的更亮一些，照在白布上反出一层刺眼的光。工作人员轻轻掀开白布的一角。庄佑霖站在床边，看着那张脸。他看了很久。久到工作人员在一旁轻声说了句“节哀”，他没听见。

安羽归的脸色很白。不是平时那种“没晒太阳”的白，是另一种——庄佑霖的大脑自动搜索了合适的形容词，但没有找到。他不熟悉这种颜色。他熟悉的安羽归是有温度的——是跑完三千米满脸通红扶着膝盖喘气的安羽归，是发烧趴在桌上脸烧得发烫的安羽归，是在烧烤摊上喝了酒从耳根红到鼻尖的安羽归，是在厨房里炒菜被油溅到一边甩手一边龇牙咧嘴的安羽归。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安静的。不是这么冷的。

庄佑霖把手套放在安羽归手边。灰色毛线挨着白布，歪掉的那一针还歪着。他站直身体，对工作人员说可以了。然后他转身走出去。

他没有哭。他的大脑在那一刻运转得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帮他处理了所有手续、通知了安羽归的父母、联系了殡仪馆、填写了一堆表格。他的字还是那么工整，一笔一划都没有抖。打电话给安羽归妈妈的时候，电话那头哭声撕心裂肺，庄佑霖握着手机安静地等她说完了所有的话，然后用最平稳的语气报了时间和地点。挂掉电话之后，他想起安羽归高三选文理科的时候和妈妈吵过架，后来和好了，安羽归说“我妈其实挺不容易的”。

他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很久，面前人来人往，有人哭有人跑有人推着担架车穿过走廊。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没有人来跟他说话。他不需要人跟他说话。他只是想把这十五年的数据重新整理一遍。

十五年前，他坐在一间阳光明亮的教室里，安羽归从花坛边追上来，校服拉链没拉好，书包上挂着一个很丑的毛线挂件，朝他伸出手，说“你好，我叫安羽归”。那天的天气和今天相反——那天是九月，热的，阳光很好。庄佑霖记得每一个细节。安羽归站在他面前的时候，鼻尖上有一点汗，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两道缝，声音带着一种让人没办法拒绝的暖意。庄佑霖当时握了那只手，说“庄佑霖”。那是他们第一次交换名字。十五年后他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里，把这两个名字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他想，如果知道是这样一个结局，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回到高一的那个走廊，安羽归从花坛边追上来，朝他伸出手的那一刻，他会说什么？他会握住那只手，会说——

不是“庄佑霖”。是说：你好，安羽归。我叫庄佑霖。我会和你坐同桌，我会看你跑完三千米，我会在零点零三分接你的电话，我会和你报同一座城市的大学，我会搬出来和你一起住，我会吃你做的每一顿饭，我会把你写的每一张便利贴都存起来。我会在最后的最后，在你手机没电之前，接你的电话。

可是时间不会倒流。在死亡面前，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