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邻座-19

大三那年暑假，庄佑霖没回家。他导师的课题组接了一个量子计算方面的横向项目，需要人手做数值模拟，庄佑霖是组里唯一一个本科生，但导师看了他大二写的课程论文之后直接把他留下来了。研究所离学校两站地铁，朝九晚十，实验室里恒温恒湿，白炽灯管把所有人的脸都照成同一个色号的白。

庄佑霖喜欢这种环境。安静，有规则，每个人的工作内容都定义得很清楚。他每天到实验室第一件事是把前一天的模拟结果整理成表格，然后跑新一轮的参数扫描。中间等结果的时候就看文献，或者帮师兄调代码。午饭在研究所食堂解决，晚上九点半收工，回宿舍的路上在便利店买个饭团。日子很规律，规律到他几乎不需要动用任何社交功能。

安羽归的暑假和他完全相反。

新能源公司那个实习是安羽归自己投简历找的。公司不大，在开发区，从他们学校骑车过去二十分钟。安羽归被分在测试组，每天的工作是把电池样品放进各种测试设备里，记录充放电曲线，然后把数据整理好交给工程师。听起来不复杂，但测试设备二十四小时不停，测试组的人就得倒班。安羽归上的是白班，早八晚六，但实际上从来没在六点之前下过班——样品太多，设备不够用，他经常要等上一组测完才能接上，一等就等到天黑。

庄佑霖知道这些不是因为安羽归跟他抱怨了——安羽归从不抱怨。他知道是因为安羽归每周来找他的时候，身上的变化肉眼可见。

第一次是七月中旬。安羽归周六下午来的，站在研究所楼下给他发消息：搭档，我来视察一下科研人员的工作环境。庄佑霖跟师兄打了个招呼，下楼。七月的阳光毒辣，他从恒温实验室里出来，被热浪扑了一脸。安羽归站在门口的梧桐树下，穿着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肩上挎着一个帆布包。他黑了。不是去海边度假那种均匀的古铜色，是在日头下来回跑晒出来的、不均匀的黑——手臂外侧比内侧深两个色号，后颈晒得有些发红脱皮。他瘦得让庄佑霖眉头皱了一下——手腕的骨节比以前更突出了，Polo衫的领口松了一点。

庄佑霖没有说“好久不见”。他说的是：“你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

安羽归咧嘴一笑：“吃了。食堂吃的。”

“食堂吃的能瘦成这样？”

“夏天嘛，出汗多。”

安羽归从帆布包里掏出一瓶可乐，冰的，瓶身上凝结的水珠顺着他的手背往下淌。他把可乐往庄佑霖手里一塞，说给你的，你们实验室有冰箱吗？没有的话赶紧喝，一会儿就温了。庄佑霖握着那瓶冰可乐，看着安羽归。安羽归的嘴唇有点干，眼角下面有一小块被安全帽带子勒出来的印子，还没消。庄佑霖没有说话，但他脑子里某个一直在后台运行的进程已经启动：体重估算、体脂率估算、热量摄入与消耗的平衡计算。

“你瘦了，”庄佑霖说，“大概四公斤。”

安羽归愣了一下，然后笑出声来：“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是不是在我身上装了称重传感器？”

“不需要。你的颧骨比上个月明显了，手腕周长缩减了大概零点五厘米。”

“……你还量我手腕？”

“目测。误差在正负零点二厘米以内。”

安羽归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介于好笑和被感动之间：“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太关心我，还是单纯的数据收集癖发作。”

庄佑霖拧开可乐喝了一口。气泡在舌尖上炸开，甜味和凉意一起顺着喉咙往下走。“两者都有。”他说。

安羽归看着他，眼睛里的笑意慢慢沉淀下来，变成一种更安静的、只有在他特别放松的时候才会出现的神情。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往研究所门口的台阶上一坐，拍拍旁边的位置让庄佑霖也坐。庄佑霖坐下了。七月的梧桐树荫不够大，阳光从叶子边缘漏下来，在他们脚边画了一地碎金。安羽归开始讲他的实习。测试组有个同事是比他早两年毕业的学长，人很好，教他用了所有设备，还把自己的饭卡借给他用——因为公司食堂只对正式员工开放，实习生得自己解决。安羽归说他每天中午骑车去两条街外的小面馆吃面，那家牛肉面十二块一碗，加量不加价。庄佑霖说你在户外时间太长，防晒至少要做，你后颈已经晒伤了。安羽归说没事，过两天就蜕皮了。

“蜕皮是皮肤受损后的代偿性修复，反复晒伤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

“你连皮肤癌都懂？”

“基础医学知识。初中生物课教过。”

安羽归把胳膊肘撑在膝盖上，歪着头看庄佑霖，半晌才说了一句话：“搭档，你知道吗？你关心人的方式真的很特别。别人关心是‘你辛苦了’、‘多注意身体’，你是‘你的基础代谢率偏高，建议每日摄入增加三百千卡’。”

“后者更精确。前者太模糊，没有可操作性。”

“对对对，精确。”安羽归笑得肩膀都在抖，“但你知道最好玩的是什么吗——你说这些的时候，我能听懂你在说什么。不是听懂了你的话，是听懂了你在关心我。你不用改，我就喜欢这样的。”

庄佑霖沉默了片刻。他在实验室跑一个参数扫描需要半小时，他可以用这半小时做完当天的数据整理，但他现在坐在这棵梧桐树下，手里握着一瓶已经不冰了的可乐，和一个黑了一圈、瘦了四公斤的安羽归并肩坐着，什么都不做。他的大脑没有报警。没有弹出“效率低下”的警告窗口。

八月再来的时候，安羽归更黑了，也更瘦了。他的眼睛下面多了一层青灰色——不是一夜没睡的那种黑眼圈，是长期睡眠不足积累出来的底色。但他精神很好，说公司最近在做新产品的循环寿命测试，他第一次参与了完整的测试流程，从样品制备到数据分析都跟下来了，虽然大部分时间是递工具和记录数据，但他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说这些的时候语速比平时快，手势也比平时多，显然是真的兴奋。

庄佑霖听着，没有打断。等安羽归说完了，他才开口：“你每天睡几个小时。”

安羽归的笑容僵了零点几秒。“六小时——有时候五个半。”

“不够。你的基础代谢加上工作消耗，每天至少需要七小时睡眠。”

“等实习结束补回来就行了。”

“睡眠债不能靠事后补。”

“你连睡眠债都懂——”

“安羽归。”

安羽归停住了。庄佑霖很少叫他的全名。上一次叫还是在高三他发烧那次，再上一次是他往桌肚里塞牛奶被拆穿的时候。每次庄佑霖叫他的全名，都意味着接下来要说的话不是数据分析，是结论。

庄佑霖说：“实习学到东西很重要。你的身体比实习重要。”

安羽归安静了几秒。然后他轻轻点了点头。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他的语气不像是在敷衍，更像是在认真地接受一个他很早就知道但需要有人提醒的事实。然后他从帆布袋里又掏出一瓶可乐，冰的，和上次一模一样。“给你的。”

“你上次给的还没喝。”

“那你上次怎么不喝？”

庄佑霖没有回答。他没有告诉安羽归，那些可乐他都放在宿舍书桌最里面，和那双灰色手套、那摞便利贴、那袋薄荷糖放在一起。不是忘了喝。是不舍得。好像喝掉了，那天下午安羽归坐在研究所门口台阶上、歪着头看他的样子就会跟着消失一样。这个逻辑很不理性。但跟安羽归有关的事情，他已经习惯了不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