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be 修）

关副官走后，霍仙姑过了半年的独身日子。

那半年里她把霍家在北平的生意整顿了一遍，该收的收该放的放，又借着关副官生前留下的一些人脉，把几处要紧的关系接上了。她做事利落果断，不比男人差，北平商场上的人渐渐知道霍家有位七姑娘，年纪轻轻，手段老辣，不好惹。

赵先生又来做了一回说客。这回他说的人选是个姓刘的商人，四十出头，在南城开了几家绸缎庄，家境殷实，前头太太难产死了，没有孩子。刘先生不求入赘的名分，只求有个能当家的人帮他打理内外的事。

霍仙姑听了，坐在太师椅上慢慢转着茶盏盖子，转了两圈，“见见吧。”

刘先生比关副官圆滑多了，懂得说话、懂得送东西、懂得什么时候该往前凑什么时候该退后一步。他来见霍仙姑的时候总是提前两天派人送帖子来，来了之后不空手，一盒点心一包好茶，搁在桌上便退到一边坐下，话不多，但句句都说到点子上。

霍仙姑不讨厌他。但也说不上喜欢。

她心里清楚，霍家需要一个男人撑场面。刘先生能帮她稳住北平的生意，为人也识趣，不粘人，不越界。两人之间的往来更像是合作伙伴，各取所需。

刘先生入了霍家的门之后，果然规矩得很。他从不过问霍仙姑的事，她出门去哪、见什么人、几点回来，他一概不打听，只在她回来的时候说一句"回来了"，然后让厨房把热着的饭端上来。他把霍家当自己的家，又从不在霍仙姑面前以主人自居，分寸拿捏得极好。

霍仙姑有时候坐在厅里看账本，刘先生坐在另一头看报纸，两个人中间隔着一盏茶，安安静静的，各做各的事。她偶尔抬头看他一眼，他低头看报纸的侧脸平平无奇的，跟那个人没有半点相似。

她收回目光继续看账本。这样也挺好——没有相似，就不会想起来。

日子就那么平平淡淡地过着。霍仙姑二十七岁那年生了霍玲，刘先生替她料理了产前产后所有琐事，又在霍玲满月那天摆了十来桌酒，把北平有头有脸的人都请了来，让人知道霍家后继有人。

霍仙姑抱着襁褓里的女儿，看着满堂的宾客和红绸，低头亲了亲霍玲的额头。霍家的根在北平扎下来了，她做到了。

她给女儿取名叫霍玲，单名一个玲字，清脆响亮。她抱着霍玲坐在窗边晒太阳的时候，偶尔会想起长沙那条巷子里的枣树和那窝跑来跑去的狗，想着想着便低头看着怀里的女儿。

霍玲一天天长大，像她，眉眼也像。她从来没问过霍玲长得像谁——霍家的孩子姓霍，跟谁长得像不重要。

北平的冬天一年比一年冷。霍仙姑的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是关副官还在的时候从南边带回来的苗，栽下去已经几年了，每年夏天都开出红艳艳的花来。霍仙姑有时候站在廊下看着那棵石榴树，想起长沙城、想起姑姑、想起姊妹们。

但那些都远了。她在这座灰扑扑的北方城市里把霍家撑了起来，把霍玲拉扯大了，自己从二十四岁熬到四十四岁、五十四岁、六十四岁，熬成了霍家上下人人都敬畏的“老太太”。

刘先生跟她过了二十年，后来病故了，她又过了几年独身的日子。有人说她命硬，克死了两任丈夫，她听了也不恼，只是淡淡地说：“命硬才好，命不硬怎么撑得起霍家的天。”

她六十岁那年回了一趟长沙。

是去办一桩旧生意上的事。火车到长沙站的时候她坐在窗边没动，看着站台上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景致，心里翻涌着一阵一阵的酸涩。她下了车，在长沙住了三天，事情办完就走了。

她没有去见那个人，没有去那条巷子，没有去那片桂花林。她住在一家旅馆里，窗户正对着北正街的方向，她在窗前站了两晚上，看着那条街的灯火亮了又灭。

第三天的清晨她退了房，坐上南下的火车。火车驶出长沙站的时候她闭着眼，指腹在窗玻璃上划了一道，留下一条白蒙蒙的痕迹。

她知道他在杭州。她也知道他成了家，有儿有女，院子里种着一棵桂花树，养了满院的狗。

那就好了。

她把手收回来，拢在袖子里。火车轰隆隆地把她带走了，带离了长沙，带离了那些她这辈子最年轻最好的年岁。

她再没有回去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