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be 修）

霍仙姑到北平那一年，刚满二十四。

火车在丰台站停靠的时候是清晨，天还蒙蒙亮。她拎着那只小包袱下了车，站在站台上看了一圈——北平的火车站比长沙的大得多，人来人往的，说话的口音南腔北调，她眯着眼辨认了片刻，才在出站口的人群里找到了接她的人。

是赵先生，穿一件灰呢子大衣，看见她便笑着迎上来，说：“七姑娘一路辛苦。”

霍仙姑微微点了下头：“劳赵先生来接。”

“应该的应该的。”赵先生让随从接过她的包袱，引着她往外走，“住处已经安排好了，在西城那边一个独门独院，清静。你先安顿下来，其他的事慢慢说。”

霍仙姑应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了。她跟着赵先生上了一辆黄包车，车轮碾过北平的清晨街道，两旁是灰砖灰瓦的胡同和尚未开门的店铺。风比长沙的干冷，吹在脸上像细刀子划，她拢了拢领口的衣裳，看着车窗外陌生的街景，心里空落落的。

她没有想长沙的事。她跟自己说好了，来了北平就不想了。

安顿下来之后的日子，比霍仙姑预想的要忙。赵先生确实在北平有些门路，替他牵了几条线，让霍家在这边的生意慢慢有了些眉目。但北平不比长沙，这里的规矩大、水也深，霍家一个南边的家族要在北边立足，得要有人撑着门面。

“七姑娘，”赵先生有一回跟她喝茶的时候说，“你一个姑娘家在外面抛头露面地做生意，到底不是长久的事，我就多句话——你要是能在北平成个家，有了本地的人脉撑腰，霍家在这边才站得稳。”

霍仙姑端着茶杯没有接话。她明白赵先生的意思——霍家需要一个在北平的根。她是霍家的姑娘，要替霍家生出这根来。

“赵先生有合适的人选？”她放下茶盏，平静地问。

赵先生笑了，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照片来放在桌上：“这位，关延关副官，三十五岁，在北平驻军里当差，前头太太病故了两年，没有孩子。人老实本分，家底清白。你若是愿意，我安排你们见一面。”

霍仙姑低头看着那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穿一身笔挺的军装，面容端正，眉目之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熟悉感。她看了几秒，忽然觉得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掐了一下——这人看着，有几分像那个人。

她把照片放下，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见就见吧。”

见面的那天选在了一家西餐厅。北平的秋天已经很冷了，霍仙姑穿了一件墨绿色的旗袍，外罩一件白色裘皮短褂，头发熨帖地拢在脑后。她到的时候关副官已经在了，见她进来便站起来，替她拉开了椅子，动作很规矩。

关副官确实是个本分人。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不殷勤也不冷淡。他吃饭的时候用刀叉的姿势有些笨拙，切牛排的时候刀子在盘子上划出一点声响，他微微红了脸，放下刀说了句“抱歉”

霍仙姑看着他那副窘迫的样子，忽然觉得这个人有点好笑。她拿起自己的刀叉示范了一下，说：“这样切，就不会响了。”

关副官学着她的样子切了一块肉送进嘴里，嚼了两下，抬起头来冲她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浅，带着一点感激的意思。

霍仙姑看着他那个笑容，愣了一下。她垂下眼帘，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婚期定在腊月。关副官入赘霍家，不另立门户，就住在霍仙姑西城那处院子里。婚礼办得不大，赵先生做主请了几桌相熟的朋友，吃了顿饭便算成了。那天晚上霍仙姑坐在新房里的床沿上，头顶的龙凤烛一跳一跳地烧着，火光映在满屋的红绸上，晃得人眼晕。

关副官从外头进来，身上还带着酒气。他站在她面前，低头看了她一会儿，然后坐到了她旁边。两人之间隔了半臂的距离，谁也没有动。沉默了片刻之后，关副官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她的手指。

霍仙姑没有躲。她把他的手反手握住了，捏了捏他的指尖。他的手指粗粝，掌心有薄茧，是握枪的人。

“你以后叫我七妹吧。”

“七妹”关副官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声音有些笨拙。

霍仙姑点了点头，松开了他的手。她站起来去卸妆，对着铜镜把簪子一根一根地拔下来。满头的珠翠卸了大半的时候，她看见镜子里关副官正坐在床沿上看着她，目光里带着一点小心翼翼的温柔。

她垂下眼，继续卸妆。

关副官跟霍仙姑过了三年。

三年里他待她很好，不抽烟不喝酒，按时回家，工资大半交到她手里。他喊她“七妹”，叫得越来越自然了，有时候她从外头回来，他就坐在厅里等着，听见脚步声便站起来，“回来了？饭在灶上热着。”

霍仙姑每次都应一声。然后换了衣裳坐下来吃饭。关副官坐在她对面吃，吃饭的时候安静，偶尔抬头看她一眼，笑了笑又低下去了。

第三年开春的时候，关副官病倒了。起初以为是受了风寒，请了大夫来看，吃了半个月的药不见好。后来换了城里最有名的西医来看，诊断是肺痨，已经有些日子了。

霍仙姑坐在他床前，看着他一天天瘦下去。他的颧骨凸出来，眼眶陷进去，那双曾经有几分像某个人的眼睛变得浑浊无神了。他躺在床上咳嗽的时候整个身子蜷起来，咳得满脸通红。

有一回他咳完了，用气声叫她“七妹”

她握住他的手，回应了一声

“我对不住你。”

“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

他摇了摇头，目光落在她脸上，看了很久。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句：“你往后……好好过。”

霍仙姑握着他的手没有说话。她坐在床前守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关副官的手凉了。她低头看着他闭着的眼睛，伸手把他额前的乱发拨了拨，然后站起来，推门出去安排后事。

关副官下葬的那天北平下了一场小雪。霍仙姑站在墓前，看着那口薄棺被黄土掩埋，碑立起来，上头刻着他的名字。她站了一会儿便转身走了，身后几个下人在填最后一锹土。

“回吧。”她上了黄包车，对车夫说。

车轮碾过薄雪，吱呀吱呀地响。霍仙姑靠在车座上闭着眼，想起了关副官头一回跟她吃饭的时候，切牛排把盘子划响了的那个样子。她睁开眼，看着街边落光了叶子的行道树，一棵一棵地从眼前掠过去。

三年，就这么没了。

她回到院子里，推开堂屋的门，灶上还温着半锅粥，关副官前天早上喝了一半的。她走过去看了看那锅粥，拿起盖子盖好了，然后坐到桌前，发了好一会儿呆。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手腕——那根红绳铜钱和那对银镯子都被她收进了木匣子里，再没戴过。她的手撑着桌面，指节微微泛白，忽然觉得这屋子大得有些空。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厅里烧了一盆炭火，火光在屋里跳动着，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瘦瘦长长的一小团。

“关延，以后该如何啊。我男人死了。”

炭火噼啪响了一声，没有回应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