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十万嬉皮（一）

家常菜馆的冰汽水顺着喉咙滑下去，只压下了片刻的暑气，走出店门的瞬间，百越正午的热浪便裹着灰尘和工地特有的水泥味扑面而来，撞得人呼吸一滞。

蒋大良走在前面带路，脚下的帆布鞋沾着半圈黄泥，裤脚卷到了膝盖，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腿。周明宇跟在他旁边，手里抱着个厚厚的文件袋，镜片被汗水浸得滑下来，时不时要抬手推一下。玉荣晨走在最后，背包带勒在肩膀上，目光顺着街道往远处扫。

这是百越市城西，不算市中心，更像是城乡结合部的地带。马路坑坑洼洼，积着前几天下雨留下的浑水坑，路边的商铺大多是汽配店、小饭馆和劳保用品店，招牌褪了色，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偶尔有拉着建材的大货车呼啸而过，卷起漫天尘土，呛得人赶紧捂住口鼻。路两旁的自建房挤挤挨挨地摞着，墙皮斑驳脱落，晾衣绳从这头拉到那头，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和床单，在热风里蔫蔫地晃着。

“三个工地都在前面，挨在一起，原来都是赵金财名下的，一个搞建材加工，一个搞预制板，还有一个是在建的商住楼盘。”蒋大良侧过头跟玉荣晨解释，声音被风吹得有点散，“去年资金链断了之后，楼盘先停的工，后来两个厂子也陆续停了，三百多号人全卡在这儿，走也走不了，留也留不下。”

“工人都住在哪？”玉荣晨问。

“大部分住在工地的工棚里，就是那种彩钢板房，夏天闷得像蒸笼。少数拖家带口的，在旁边村里租了民房，便宜的，一个月一百多块。”蒋大良叹了口气，“我们几个社联的同学，也在工棚里凑了个角落住，方便跟工人对接。本来租了个小旅馆，后来想想，住工棚跟大家贴得近，也踏实。”

玉荣晨点了点头，没说话。他太熟悉这种彩钢板工棚了。高二那年时候，他在工棚里住过半个月。白天太阳一晒，铁皮烫得能煎鸡蛋，屋里比外面还热，蚊子成群结队地飞，晚上躺在床上，翻个身都能蹭到一层汗。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远远就能看到成片的工地围墙了。灰色的砖墙围出一大片空地，墙皮掉得厉害，上面刷着“安全施工 质量第一”的红色大字，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围墙后面立着几台锈迹斑斑的塔吊，静静地杵在烈日下，像几只失去生机的铁鸟。

最靠近路边的是建材厂的大门，铁栅栏门歪歪扭扭地关着，门上挂着把生锈的大锁。门旁边的保安室空着，窗户玻璃碎了半块，用硬纸板胡乱堵着。门口的空地上，散落着几个破安全帽、废弃的编织袋，还有吃剩的盒饭盒子，苍蝇围着嗡嗡地转。

“这边走，工棚在厂子后院。”蒋大良领着他们拐进旁边一条窄巷子，走了百十来米，从一个侧门钻了进去。

一进后院，扑面而来的就是混杂着汗味、烟味、霉味和饭菜馊味的热气，闷得人胸口发堵。一排彩钢板房沿着院墙搭着，大概有十几间，屋顶的铁皮被太阳晒得泛着白光，让人不敢直视。房前的空地上，拉着几根绳子，挂着洗了的衣服、毛巾，还有几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摆放在墙根。

几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坐在门口的树荫下，手里攥着大搪瓷缸子，正闷头抽烟。看到蒋大良他们过来，有人抬了抬头，眼神里带着点期盼，又很快黯淡下去，低下头继续抽自己的烟，烟头在烈日下明灭了一下，飘出一缕细弱的白烟。

“毛哥在里面吗？”蒋大良凑过去问了一句。

其中一个留着平头的男人抬了抬下巴，朝最里面那间工棚努了努嘴：“在呢，跟几个老班组的商量事呢。”说完，他又看了玉荣晨一眼，眼神里带着点打量，没多问，又低下头去了。

玉荣晨跟着蒋大良往里走，路过那几个人身边的时候，能清楚地看到他们背上、胳膊上晒出来的深浅不一的印子，还有肩膀上磨出来的厚茧。有人的胳膊上还留着未愈的伤疤，结着暗红色的痂，应该是干活的时候碰的。

最里面那间工棚，门虚掩着，里面传出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大多是叹气，夹杂着几句带着方言的抱怨。

蒋大良轻轻推开门，一股更浓重的烟味涌了出来。

屋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户透进点光，昏昏沉沉的。靠墙摆着几张上下铺的铁架床，铺着脏兮兮的凉席，床上堆着卷起来的被子和乱七八糟的工具。屋子中间摆着一张缺了角的长条木桌，周围挤坐着二十多个人，个个皮肤黝黑，满脸风霜，年纪大的有五六十岁，年轻的也就二十出头，都是各个班组的工头。

桌子上散落着揉皱的烟盒、喝空的矿泉水瓶，还有一沓沓按了红手印的工资条和欠条，边角都被翻得起了毛。

看到有人进来，屋里的说话声停了下来，二十多道目光齐刷刷地落在门口，落在玉荣晨这个陌生的面孔上。

“大良来了？”坐在主位的一个中年男人开了口，声音粗哑，像砂纸磨过木头。他个子不高，肩膀很宽，眉毛又粗又浓，拧成了一个疙瘩，脸上沟壑纵横，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多岁。他就是蒋大良提过的毛工头，毛建军，二十多个班组里资历最老的一个，手下带了四十多个工人，也是工人里说话最有分量的。

“毛哥，各位老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蒋大良侧身让开，把玉荣晨拉到前面，“这是玉荣晨，邕城那边过来的朋友，之前帮农民工兄弟讨过薪，有经验。听说咱们这边的事，特意赶过来帮忙的。”

屋里静了几秒，有人上下打量着玉荣晨，眼神里带着点怀疑。

看着太年轻了。

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个子挺高，身板结实，可脸上还带着学生气，穿着干净的T恤和长裤，跟这满屋子尘土味的工地格格不入。这么个半大孩子，能有什么讨薪经验？

“小伙子，多大了？”坐在毛建军旁边的一个瘦高个工头开口了，叼着烟卷，语气里带着点不以为然，“还在读书吧？我们这摊子事，乱得很，别把你卷进来，再受了伤。”

“张哥，你别小看人。”蒋大良赶紧帮腔，“荣晨真的有经验，之前邕城那边几百人的欠薪，就是他带着人跑下来的，帮好多工人拿到了钱。人家特意坐了一上午火车过来的，就是想帮大家想想办法。”

“办法？”旁边一个矮胖的工头苦笑了一声，摇了摇头，“能想的办法我们都想过了。劳动局、法院、信访局，腿都跑断了，没用。该告的告了，该判的判了，拿不到钱还是拿不到。”

“就是。”又有人接话，语气里满是疲惫，“我们都在这儿耗了快一年了，耗不起了。再耗下去，家里都要揭不开锅了。”

玉荣晨没急着说话，他走到桌子旁边，目光扫过桌上的欠条、工资表，扫过满屋子愁眉苦脸的工头，最后落在毛建军身上，微微点了点头：“毛哥，各位师傅，我年纪是不大，也没什么大本事。但我知道，干活拿工钱，天经地义。大家辛辛苦苦干了两年，凭什么拿不到钱？我过来，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把本该属于我们的钱，要回来。”

他的声音不高，却很稳，一字一句落在屋子里，压过了窗外的蝉鸣。

毛建军抬眼看了他几秒，粗糙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沉声说：“坐吧，小伙子。既然来了，就一起聊聊。我们正商量事呢，商量来商量去，也没个准主意。”

蒋大良拉了张凳子，让玉荣晨坐下，周明宇也挨着他坐下，把文件袋放在桌上，掏出了笔记本和笔。

屋里的气氛重新沉了下来，像压了块大石头，闷得人喘不过气。

毛建军拿起桌上的烟盒，抖了抖，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用打火机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模糊了他的脸。

“刚才我们正说呢。”他吐了口烟，声音闷闷的，“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就两条路。”

他伸出粗糙的手指，比了个“一”：“第一条，回去复工。赵金财那边放话了，说只要我们回去干活，等楼盘卖出去，就慢慢给我们补工资。账上该算的都给我们算着，一分不少。可谁都知道，这就是画饼。他都欠了两年了，再干下去，欠得更多，到时候更要不回来。”

“那不能回去！”旁边一个年轻点的工头立刻开口，脸涨得通红，“姓张的，上次就是你说回去再等等，结果呢？又白干了三个月！赵金财那孙子的话，能信吗？他就是想拖着我们，把我们耗走！”

“我不也是没办法吗！”被点名的张工头梗着脖子反驳，“不干活，连账都不算了！到时候他一句你没干活，凭什么给你钱？我们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至少干着活，账还在，好歹有个念想！”

“念想个屁！都是空的！”

“你说话干净点！”

两个人眼看就要吵起来，毛建军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咚”的一声，桌上的矿泉水瓶都震了震。

“吵什么吵！吵能把钱吵出来？”他粗着嗓子喝了一声，屋里瞬间安静下来。

毛建军又伸出第二根手指，声音更沉了：“第二条路，就是接着闹。去公司门口堵，去市政府门口静坐，把事闹大，让上面的人管。可……”

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点苦涩：“之前也闹过两次。第一次去公司门口，被保安打出来了，好几个兄弟受了伤，头都打破了。第二次去市政府，人刚到，就被警察驱散了，张强他们几个带头的，还被拘留了五天。回来之后，赵金财还放话，说谁再带头闹，就永远别想在百越的工地上混了。”

屋里一片沉默。

所有人都低着头，脸上写满了憋屈和无奈。

这两条路，一条是温水煮青蛙，慢慢耗死；一条是硬碰硬，头破血流还不一定有结果。选哪条，都看不到希望。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玉荣晨开口问道。

“别的办法？”毛建军苦笑了一声，弹了弹烟灰，“小伙子，你是没经历过。法院判了，执行不了；找劳动局，人家说走了司法程序他们管不着；找工商局，人家说公司手续合法。我们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找的地方都找了，没用。没人管我们。”

“所以就这么算了？”玉荣晨看着他，目光很沉，“辛辛苦苦干了两年，近千万的工钱，就这么认了？三百多户人家，等着钱过日子，等着钱治病，等着钱交学费，就这么算了？”

他的话很轻，却像锤子一样，一下砸在所有人的心口上。

“不算了还能怎么办？”一个年纪稍大的工头抬起头，眼眶红红的，“我家老婆子在医院躺着，等着钱做手术。我天天去公司门口蹲，连赵金财的面都见不到。我要是年轻二十岁，我早就跟他拼了！可现在……我拼不起啊，我要是进去了，我老婆子怎么办？”

“是啊，家里都有老有小的。”有人跟着叹气，“真要是再被拘留了，家里天就塌了。”

蒋大良坐在旁边，听得心里发堵，忍不住开口：“各位师傅，不能就这么算了！越忍，他们越欺负我们！越退，我们越没活路！事都已经到这份上了，退无可退了，就得硬起来！闹，就得闹大，闹到所有人都知道，闹到上面不得不管！不然，我们一分钱都拿不到！”

“闹？怎么闹？”张工头摇着头，一脸灰败，“上次闹得还不够大吗？结果呢？挨了打，蹲了局子，钱还是没拿到。赵金财在本地有关系，黑白两道都有人，我们这些老百姓，斗不过他的。”

“斗不过也要斗！”蒋大良急了，声音拔高了些，“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把我们的血汗钱揣进自己腰包，花天酒地，我们在这里喝西北风？他有关系怎么了？有理走遍天下！我们占着理，就不怕他！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三百多号人拧成一股绳，就不信没人管！”

“小伙子，话好说，事难办啊。”毛建军叹了口气，“三百多号人，心不齐。有的怕事，有的想等，有的家里急着用钱，各有各的想法。真闹起来，到时候跑的跑，散的散，最后倒霉的还是带头的那几个。”

屋里再次陷入沉默。

风扇挂在屋顶的横梁上，吱呀吱呀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裹着满屋子的烟味和汗味，压得人心里沉甸甸的。

玉荣晨坐在凳子上，手指轻轻摩挲着桌沿。他没有急着反驳，也没有喊口号，只是静静地看着满屋子的人，看着他们脸上的疲惫、愁苦、犹豫和不甘。

他太懂这种感觉了。

当初邕城的工地讨薪，一开始也是这样。大家各有各的顾虑，各有各的难处，想反抗，又怕出头，怕被报复，怕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弱者的犹豫，从来都不是懦弱，是身后有太多牵挂，输不起。

可输不起，就只能任人宰割吗？

“各位师傅。”玉荣晨终于再次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穿透力，“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所有人都抬起头，看向他。

“我们不闹，不争取，就一定能安稳吗？”他看着大家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我们忍气吞声，回去干活，赵金财就会给我们发工资吗？我们躲着，耗着，这笔钱就会自己飞到我们手里吗？”

没人说话。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不会。”玉荣晨自己给出了答案，“我们越忍，他越觉得我们好欺负，越会拖着不给。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拖到我们耗不起了，自己卷铺盖走人，他就正好省下这一千万。到最后，我们活白干了，钱没拿到，家里该难还是难，什么都改变不了。”

“可闹了，也不一定能拿到啊。”有人小声说。

“是，闹了不一定能拿到。”玉荣晨点了点头，没有否认，“但至少有希望。不闹，一点希望都没有。”

他往前倾了倾身子，语气更重了些：“各位师傅，我们出来打工，卖力气，赚血汗钱，凭什么要被人这么欺负？凭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干完活，要跪着求着要自己的工钱？他赵金财转移资产，耍赖皮，是他违法，是他缺德。为什么做错事的人逍遥法外，我们这些受害者，反而要躲躲藏藏，忍气吞声？”

“就因为他有钱有势，我们没钱没势？就因为我们是农民工，是底层人，就活该被宰割？”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站出来，自己都不为自己说话，还指望谁来帮我们？指望那些拿了好处的官员？指望黑心的老板？”

他的话一句比一句重，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屋里静悄悄的，只有风扇吱呀转动的声音。有人攥紧了拳头，指节泛白；有人咬着牙，腮帮子绷得紧紧的；还有人红了眼眶，眼里憋着一股火。

“我知道大家怕。怕被打，怕被抓，怕连累家里。”玉荣晨的语气缓了缓，“我也怕。谁不怕疼？谁不怕出事？可有些事，怕也没用。你越怕，麻烦越找上来。你退一步，别人就进十步。今天他能欠你工资不还，明天他就能逼着你白干活，后天就能骑到你头上拉屎。”

“一味地忍让，换不来安稳，换不来同情，只会换来变本加厉的欺负。”

“只有我们自己硬起来，团结起来，跟他斗，才有机会拿到我们该得的东西。哪怕最后没拿到全部，至少我们争取过，至少让那些黑心老板知道，农民工不是好欺负的，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他说完，屋里依旧安静，可空气里的味道已经不一样了。

刚才的沉闷和沮丧里，慢慢燃起了一点火星。

“小伙子，你说得轻巧。”张工头抬起头，看着玉荣晨，“真闹起来，被抓了怎么办？被打了怎么办？家里老的小的，谁管？”

“不会让大家白白被抓，白白挨打。”玉荣晨看着他，语气很笃定，“第一，我们占理，我们是合法讨薪，不是聚众闹事。我们有劳动合同，有法院判决书，我们是去要自己的血汗钱，天经地义。第二，我们有组织，有纪律，不主动挑事，不先动手。他们要是敢动手，我们就录下来，留证据，发到网上去，让所有人都看看，黑心老板是怎么殴打讨薪工人的。第三，我们有学法律的同学跟着，全程给大家做普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讲清楚，不让大家踩红线。”

周明宇赶紧点头，推了推眼镜：“对，各位师傅，我是学法律的。这次过去，我们全程依法维权，只提合理诉求，不做违法的事。就算有冲突，责任也不在我们这边。”

“可赵金财有关系啊。”还是有人担心，“警察都帮着他，到时候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抓走了，我们找谁评理去？”

“他有关系，我们有人。”玉荣晨说，“三百多号工人，背后是三百多个家庭，是几千上万的工友。只要我们把事闹开，让更多人知道，让媒体知道，让全省全国的人都知道，他的关系再硬，也压不住所有人的嘴。现在不是以前了，信息传得快，只要大家都看着，他就不敢太过分。”

蒋大良也跟着补充：“对！我们社联这边，已经在联系省内的公益媒体，还有各个高校的社科社团，到时候都会帮我们发声。舆论起来了，上面就不得不重视，赵金财再有关系，也顶不住压力。”

屋子里议论声渐渐起来了，工头们交头接耳，有的点头，有的还是犹豫，你一言我一语，吵吵嚷嚷的。

“我觉得可以试试！总比在这儿耗死强！”

“试试？试失败了怎么办？你进去了，你老婆孩子怎么办？”

“那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我家娃等着交学费呢，再拿不到钱，娃就没法上学了！”

“再等等不行吗？万一赵老板资金周转开了，就给我们发了呢？”

“等？等两年了！再等两年，娃都不用上学了！”

吵来吵去，分成了两派。一派想拼一把，一派想再等等，谁也说服不了谁。

毛建军坐在主位上，一直没说话，只是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烟蒂扔了一地，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

就在这时，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老人，轻轻咳嗽了一声。

他年纪很大了，头发都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一道浅一道。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短袖，左胸口的位置，印着一个模糊的“越战纪念”字样，胳膊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从手腕一直延伸到胳膊肘，看着有些吓人。

他叫李长根，是所有工头里年纪最大的，今年六十二了，手下带的都是村里的乡亲，大多四五十岁。他话不多，平时开会也很少开口，可他说一句话，分量比毛建军还重。

当年他带着村里几十号人出来打工，走南闯北几十年，大家都信他。

李长根慢慢抬起头，浑浊的眼睛扫过屋里的所有人，最后落在玉荣晨身上，多停了几秒。

“小伙子，你刚才说，要斗争？”他开口，声音沙哑，却很稳，带着一种历经沧桑的厚重。

“是，李大爷。”玉荣晨点点头，语气很尊敬，“不能等着别人施舍，要自己争取。”

李长根笑了笑，笑容里带着点苦涩，也带着点感慨。他抬起自己的左手，露出那道长长的疤痕：“这道疤，是七九年在越南战场上留下的。那时候，我们装备差，补给少，对面的敌人比我们多，比我们狠。可我们怕了吗？没有。”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越是怕，越是退，敌人越是要打你。你狠狠给他一拳，把他打疼了，他才知道你不好惹，才不敢随便欺负你。”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惊雷一样，在屋子里炸响。

“打完越战回来，我以为这辈子都不用再受气了。国家太平了，日子好过了，我们老百姓，凭力气吃饭，就能活得堂堂正正。”李长根的声音渐渐沉了下去，带着一股压抑的怒火，“可我没想到啊，临老了，临老了，被个黑心资本家骑在头上拉屎！”

“干了两年活，一分钱拿不到。我们去要，他放狗咬我们，让保安打我们，还让警察抓我们。天理呢？王法呢？”

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力气不大，却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