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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

我是国社党首?

隆美尔手中那支蓝色铅笔的笔尖点在摩拉维亚的等高线上,他没有抬头,用那种斯瓦本口音平稳地汇报着部署进度。步兵师沿波西米亚边境展开,装甲单位从西里西亚方向完成战役集结,后勤补给线已经在纽伦堡到德累斯顿的铁路线上完成了预置。第六十五号作战指令的油墨味似乎还残留在他的办公桌上,地图上红色的进攻箭头像血管一样从铁血本土向东南方向延伸,最终全部汇聚到同一个被反复标注的目标区域上——波西米亚与斯洛瓦克。他用的是这两个词,拆开的,并列的,而不是我熟知的那个被凡尔赛体系缝合出来的复合国名。他的语气里没有慷慨激昂,也没有忐忑不安,只有一种技术官僚式的冷静,仿佛他只是在汇报一次例行演习的日程安排。

“按照司令部的意思,铁血将在1936年12月12日对波西米亚与斯洛瓦克宣战。”

他在说“铁血”这个词的时候,拇指下意识地摩挲了一下铅笔的棱角。

我站在他的对面,制服领口突然变得有些紧。我的大脑在飞快地处理这句话里包含的全部信息。1936年12月12日,距离现在还有多久?我不知道现在是几月,但即便从最宽泛的估算来看,这也只剩下一年的时间——甚至更短。我刚刚才确认自己是XTL,刚刚才应付掉GPR关于阅兵的请示,刚刚才推开了陆军司令部的大门,结果屁股还没坐热,一场已经完成百分之六十部署的战争就像一列刹车失灵的火车一样迎面撞了上来。我内心的第一个反应是荒谬的——我是来研究斯大林格勒的,不是来发动另一场完全陌生的战争的。第二个反应才是真正让我倒吸一口凉气的:这不对。进攻波西米亚与斯洛瓦克应该在1938年,在慕尼黑协定之后,在皇家与自由鸢尾的绥靖政策彻底暴露底牌之后,而不是1936年。1936年的铁血陆军重新武装才刚刚起步,三号坦克和四号坦克还在生产线上趴着,空军的斯图卡还没有挂上第一枚炸弹,莱茵兰重新军事化才完成不到一年。这个时间线上,铁血根本还没有准备好打一场全面战争——或者说,打任何一场战争都没有准备好。

更何况他用的词是“波西米亚与斯洛瓦克”。不是捷克斯洛伐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这个世界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联合体也许从未存在过,或者已经以某种方式解体了。这对我的历史知识体系来说是一记重击,让我意识到我不能完全依赖记忆中的时间表和事件节点来预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我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愕。我用零点几秒的时间压制住了瞳孔的收缩,把那一口凉气含在喉咙里没有让它冲出去。隆美尔不是GPR,他不需要元s的解释,但他是一个极其敏锐的战术指挥官,任何迟疑和犹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我需要的不是向他解释,我需要的是从他这里拿到更多信息。

“所以元s找我有什么事吗?”他抬起那双蓝灰色的眼睛,手里的铅笔已经搁回了桌面上。

我需要一个话题。一个能让对话继续下去而我不会因此暴露自己信息盲区的话题。在短暂到几乎不可测量的反应窗口内我做出了选择:问一个看似无关紧要但实际上能帮助我修正时间线认知的问题。我记得他写过《步兵攻击》,那本书出版于1937年,眼下他应该刚刚从军事学院毕业——不对,等等。是毕业还是任教?波茨坦军事学院的教官还是学员?这个细节在我脑子里一晃而过,我决定直接问。

“你什么时候毕业的来着?”

“两个月前。”

他的回答简短干脆,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我点了点头,表情平静,内心却像被投入了一块巨石。他两个月前才从某所军事院校毕业,这意味着他现在的军衔和职务也许和后世记载的1935年隆美尔有出入。更重要的是,我之前走过柏林街道时看到的情景开始在我脑子里重新回放:商店的橱窗没有被打碎,油太人的商铺门口没有被涂上大卫之星,街角的咖啡店外有戴着圆顶小帽的油太商人在看报纸,人行道上没有纠察队盘查证件。我穿过来的时候看到了这一切,但我当时没有细想,因为我被更大的冲击——那个卐字、那面镜子、GPR的敲门——淹没了。现在隆美尔嘴里说出的“波西米亚与斯洛瓦克”和“两个月前”像两根火柴,擦亮之后照出了更多这个世界的裂缝:这里没有排油法案。至少1935年的排油法案没有被颁布。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时间线上的XTL——不,这个时间线的铁血——在某些关键节点上偏离了我所熟知的历史轨迹。也许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是一个被什么变量提前更改过的平行世界。是XTL本人的决策出了问题?还是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力量介入了?我压下这些翻涌的念头,冲隆美尔点了点头。

“行。”

我转身离开房间,手在身后把橡木门带上。门锁咔嗒一声合上的瞬间,隆美尔已经重新低头埋向了那张被彩色铅笔标注得密密麻麻的地图,皮靴踩在地板上发出的脚步声渐行渐远。走廊里灯光明亮,卫兵的钢盔在远处反着光,我把两只手背在身后——这个姿势是XTL的经典体态之一,我下意识地模仿了——开始朝楼梯口走去。波西米亚与斯洛伐克、百分之六十的部署完成度、1936年12月12日宣战,这三组数据在我脑子里像三块烧红的烙铁一样轮流灼烧着我的神经。一年,最多一年,我必须以铁血元s的身份把一支还处在重新武装初期阶段的国防军拖上战场。而我甚至还没来得及搞清楚海军和空军的现状。

海军。我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的同时脚已经迈向了楼梯。海军总司令部在柏林也有办公地点,离陆军司令部不远,和空军——或者说现在还叫航空部——形成三角布局。雷德尔和邓尼茨,这两个名字在我的记忆里浮上来。1935年的铁血海军还处在近乎寒酸的状态,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刚刚被撕开一道口子,但战列舰、潜艇、航空母舰这些东西不是一年两年能造出来的。我需要知道他们手里有多少船,有多少造船厂在运作,有没有正在建造的俾斯麦号或者提尔皮茨号,潜艇部队有没有开始秘密训练,水面舰队的主力到底是哪些型号。如果这场针对波西米亚与斯洛瓦克的战争是一个内陆战争,海军的作用或许有限,但如果皇家与自由鸢尾介入——按照我已知的历史逻辑,皇家与自由鸢尾几乎必然会对铁血的单方面军事行动做出反应——那么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制海权就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战略纵深。

我的皮靴踩在大理石台阶上,每一步都带着冷硬而清晰的回响。走廊两侧的军官们在我经过时自动侧身立正,我面无表情地从他们面前走过,余光捕捉到其中几个人交换了一个短暂而不安的眼神——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元s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陆军司令部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我走出陆军总部的大门时,柏林秋季的冷风迎面扑来,带着施普雷河上飘来的水汽和远处某家工厂烟囱里冒出的煤烟味。门口的哨兵看到我出来,再一次把身体绷成了一根弦。我钻进轿车后排,对司机说出了海军总司令部的地址。发动机轰然启动,车身在鹅卵石路面上轻微颠簸着驶离了陆军司令部那道铁灰色的花岗岩门廊。

我靠在真皮座椅上,窗外的柏林街景在昏黄的路灯下向后退去。一个女人推着婴儿车走过人行道,拐角处有个卖报纸的老人正在收摊,头版标题的粗体德语单词从我眼前一闪而过,我只来得及看到“东方”和“和平”两个词。这座城市还沉浸在一片不真实的安宁里,没有人知道一年后将会有一场战争,没有人知道这一切将驶向何方。包括我。我闭上眼睛,把隆美尔的话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然后开始回忆海军的组织结构图和主要将领名单。这些我曾经在书里读到过的内容此刻正在被我从记忆的各个角落里拼命地翻找出来,像从一个被塞得太满的档案柜里往外抽文件夹,纸张的边缘刮擦着颅骨的内壁,发出只有我自己能听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