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半死清霜后

每天深夜，我苦熬着写完作业都已是困极，可不管多晚，我都会把语文默写的东西背个大概，不在意夜有多深。

等到上学路上，稍微再背背就记熟了。我最擅长的就是背文言文了，四大题花些功夫也能拿下，只是懒得记那些实词的多重含义。

好多次都是在公交车上，大约摸半小时的路程。我臂弯挽着栏杆，另一手捧着书，就算站着也能睡着。有时根本没有一个从清醒到困倦的过渡，猛然清醒过来，才知道方才睡着了。

有一回背的是《爱莲说》。那日下着雨，困得书“砰”地掉在了地上。我连忙捡起来，一页都脏了，拼命擦拭着那污渍也擦不净……

尽管如此，我每天就靠这昏昏沉沉的半小时，背完了一篇又一篇。

可这天不一样。小腹传来阵阵疼痛，似比从前还要痛上万分。脸上失了血色，苍白如瓷。我匆匆扫了眼明日要默的内容，看似不是很多。

半夜实在受不了，便想着先睡。

可剧烈的疼痛感让我无时不在扭动着身子，像在挣脱什么炼狱。一直折腾到不知什么时候，我痛晕了。夜里又一次次被痛醒，第二天也只是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早晨的体育课，是语文课前唯一还来得及补救的时间。

我拿出那张要背的纸，趁体育老师让我们休息的时间来补救。可刚和邓歆怡看了不到一分钟，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从我手中抽走了那张纸。

来人竟是朱达老师，他一脸的怒气，红胀的面颊更为狰狞可怕，说是气势汹汹都不为过。他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纸头，不由分说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愣在原地，脑子里只剩一片空白。

不是愤怒，是茫然。我该怎么办，等一下的默写怎么办。脑中一片纷乱，像无数雪花乱飞，凝聚、结块、消失……直到彻底束手无策。

下了课，我刻不容缓回了教室，借同学的原样抄了一遍。抄到一半，朱达老师又来了，一眼就注意到：“你在这写什么？没写作业在抄是吧。”

“我的纸头被你收了，找人再抄一份。”尽管他还是还给我了，可皱巴得不成样子，我原本多么爱惜每一张干净的纸，就连翻了上千遍的文言文点击书，都用自制的书皮小心包着，从没有一点损坏，只有指纹的磨损。

这么一闹，彻底没时间背了。一个念头渐渐在脑中成形。

这个念头分明可怕，却再没有别的路了。可我明显心虚，连打小抄都光明正大、手忙脚乱的，和瞿铀颖时不时抬头看看她。

这种愚蠢至极、自找麻烦的举动很快就被她察觉了。她问我们这是在做什么。

我惶恐不安地解释，反而更让她起疑。她没有立刻拆穿，只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是什么，很快就会知道的。”

默写前她会先抽背诵，她按顺序抽了全班所有人，唯独跳过了我。

她知道我没背，所以给了我背诵的时间。越是如此，我心里越是明白——以我对她的了解，一会默写我只要露出半点作弊的样子，一定会被她揪出来。可我还是不愿相信自己的能力，依旧把时间耗在了旁的上面。

默写开始后，她的目光紧紧逼视着我，我手心全是汗。我强行稳住心绪，故作镇定地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地写着什么……2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胡乱写的。每次我手一摸到台下的小抄，她的目光便越发紧逼。我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次次只好作罢。

她在等，如同一只凶狠的老虎等待自己的猎物暴露。我急得满眼通红。她应是清楚我的脾性，知道我是个急性子，最受不了煎熬。

到了最后关头，她刻意看似无心地重复着流程：“检查一分钟就交。”

我实在顾不得那么多了，摸出了那张纸条，动作因为绝望而近乎坦然。她给了我这么多机会，可我还是选择了最坏的一种。

几乎同时，她出现在我身边，终于等到了羊入虎口的这一刻。

我一愣，不知如何反应，只得把手死死地掖在台板里面，仿佛要将最后的证据揉碎，就像要将满心的痛一并揉碎。

她不肯罢休，一副公事公办、站在高处俯瞰我的样子，刺得我双眼发涩干涸，流不出一滴眼泪。我想在里面找一丝熟悉的东西——一丝温柔，一丝犹豫，一丝过往的影子。

可是没有。

她曾经那双干净清亮、盛满笑意、说过“最喜欢你”的眼睛里，只剩下审视，和一种即将执行规则的、冰冷的平静。

她站在那里，一举一动无一不是在逼我服从。

恍然间，往事如点点星子，在绝境中闪出最后一点光。人到绝境，竟生出了最后一丝勇气。我就这么直直地望着她。看着她的眼睛，里面映出了一个小小的、狼狈的、却异常倔强的自己。

两人僵持着。我的神色清冷，与之默默产生一种无形的对抗。

她真的会对我不利么，不会的，不会的……

脑袋里空荡荡的，与沉默相伴的，就是我眼中不断的变化，虽然细微得每次只变一点。那份别扭的女儿家的倔强，渐渐化作一摊软水。

我整个人显得无比娇弱，可就是不肯低头，干脆耍起无赖，要与她抗争到底。

那一刻的对峙，早已与默写无关。那是一个信徒在向神做最后的祈求：“你会为了我，像从前一样再破一次例吗？”

良久，她的语气有了一丝细微的松动，让我把纸条乖乖交给她。我明白，那是她最后给我的机会，一个体面承认错误、在规则内解决问题的机会。

我不肯，向她摇了摇头，眼里没有半点退缩之意。

烟霭沉沉，笼罩天地，似有无尽之愁绪。在那片灰暗中，那一点微弱的光看似还有转机。

然，后面的冯屹鸥却趁我不注意，猛地伸手，一把将皱巴巴的纸条从我僵直的手指间抽走。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她拿到纸条便不由分说，片刻不缓、冷然去了办公室——说要交给我班主任。

我被她这种近乎决断的态度，冷漠地甩在原地，任凭那种冰冷的痛，冲刷自己遍体鳞伤的心。如同被大雪冰封后，没有一丝生机勃勃的死水。

我在她的平静里，看到了自己曾经最害怕的结局。我变成了一个不值得她破例的人。而她，也真的没有再为我破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