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从出发地找入口

“这份函只能核查身份和家庭情况，不能让对方把徐钊当成在逃人员调查。”郑主任看完稿件说道。

陈一众收到张丽慧的信后，当天便把查询方向转向徐钊原籍。

他在请示中说明，驻监检察受理的申诉涉及原判关联人员，需要核实现住址、户籍接续和家庭成员情况。

杜晓辉、薛春燕和赵福来的姓名都没有出现在函稿中，犯罪嫌疑几个字也被他从第一版草稿里删去。

“请原籍县检察院代查户籍底册，可以吗？”陈一众问道。

“可以，家庭成员只查法定登记和返乡记录，不要直接询问家属案情。”郑主任回答。

“如果查到他一九七九年以后回过原籍呢？”陈一众问道。

“先取得书面材料，再决定下一步。”郑主任说道，“现阶段不要上门。”

陈一众依照批复重写协查函，请徐钊原籍县检察院核查户籍底册、家庭成员和一九七九年以后的返乡落户记录。

函件经办公室登记盖章，当天下午送入机要收发。

等待回函期间，陈一众没有继续向外地机关发信。

张丽慧在信中列出的另一条方向，是从南余县当年的交通条件推导徐钊可能前往的区域。

旅客姓名未必能够保留，铁路线路和中转站却属于可以公开查找的历史资料。

第二天下班以后，陈一众去了滨江市图书馆。

馆员听说他要查一九七九年的铁路时刻表，从目录柜里翻出一张索引卡。

“完整时刻表不一定在馆里，当年的报纸有列车调整通告，你先查合订本。”馆员说道。

“省城火车站的线路图有没有保存？”陈一众问道。

“交通类年鉴里可能有，你自己到第三排找。”馆员回答。

陈一众登记借阅证，在旧报刊室坐到闭馆前。

纸页经过多年翻动，边缘已经发脆，列车时刻用很小的铅字排在报纸下方。

他先确定南余县到省城的汽车线路，再把省城始发和经停的长途列车逐一抄下。

一九七九年的铁路线路远没有后来密集，从省城出发的主要长途方向共有三条。

北线通往北京，东线连接沿海城市，西南线则经过贵州，继续进入云南。

张丽慧在最高检接触过的一份旧查询回函，只留下徐钊可能持介绍信前往西南地区的模糊表述。

这句话无法证明徐钊真正乘车，也没有写清介绍信由谁签发，西南线仍是现有材料中唯一出现过的外出方向。

陈一众将西南线各个经停站抄在工作本上。

从省城到贵州、云南，中间经过十多个较大站点，还连接着通往县城和矿区的支线。

徐钊只要在其中一站下车，再转乘汽车或步行进入山区，南余县的户籍查询便很难追到他的去处。

馆员收书时看见满页站名，问道：“你要找哪一趟车上的人？”

“还不能确定他坐过火车，只能先看当时有哪些路。”陈一众回答。

“那可不好找，车票也不会给你留名字。”馆员说道。

“长途票当时需要什么凭证？”陈一众问道。

“各地执行有差别，单位出差多用介绍信，普通人也要带户口证明，临时管得严的时候查得更细。”馆员回答。

陈一众把这一点记在纸页下方，没有把馆员的概括当成铁路部门正式规定。

次日，他又查了省城火车站一九七九年前后的旅客须知。

现存资料显示，购买部分长途车票时需要出示工作单位介绍信或户籍证明，团体票的审查手续更加完整。

徐钊的南余县临时户口在一九七九年七月注销，当地没有正式迁出证，也没有粮食关系转移记录。

若他在注销后购买长途车票，便需要其他单位出具材料，或者仍持有尚未收回的旧介绍信。

还有一种可能，他购买的是不要求完整证明的短途票，沿铁路分段换乘。

这种走法耗时较长，也会增加食宿成本，却能避开一次性购买远途票时的身份查验。

陈一众没有在笔记中写徐钊必然采用了第二种方式，只列出两项待核可能。

一是有人为徐钊提供了新的介绍材料，二是徐钊通过短途换乘逐段前往西南。

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他若没有正式户籍和粮食关系，进入大城市长期生活都需要面对住宿、口粮与就业登记。

偏远山区的乡镇管理相对松散，临时工和借住人员更容易留下来。

徐钊从事过音乐教学，也带过学校宣传队。

西南山区的乡村学校长期缺少教师，外来人员若能教授文化课或乐器，学校可能先安排工作，再补办手续。

这种推断仍缺少接收地，无法支持向贵州、云南所有县份发函。

陈一众在工作本上划出范围，准备等原籍回函和南余县旧介绍材料提供进一步入口。

他写下人员类型、时间和可能落脚单位，又在页边注明，不得据此进行无范围的普查。

闭馆铃响起时，馆员催他归还最后一本交通年鉴。

陈一众抄完末页的线路名称，把工作本合上。

纸页最下方留下了一行新的搜索方向。

西南地区，偏远乡镇，乡村学校，外来音乐教师，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〇年入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