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第二次接谈

“老韩写了学校教师、耳后烫伤、左撇子，还有会修车。”赵福来坐在铁桌对面说道。

第二次接谈申请在当天上午获得批准，谈话目的写明为核实首次申诉形成过程和未记载细节来源。

张丽慧把一九七九年三月的申诉书复制件留在文件袋里，没有摆到赵福来面前。

她先让监管干警宣读纪律，又请赵福来说明上次谈话以后，是否与其他服刑人员讨论过徐钊或南余县旧案。

“没人跟我谈这些，我也没说。”赵福来回答。

“今天仍按你自己记得的内容回答，记不清就说记不清。”张丽慧说道。

“我知道。”赵福来回答。

赵福来这次坐得比上次直，双手仍放在膝上，视线却能长时间停在记录纸上。

首次申诉原件被找到的消息没有告知他，张丽慧也没有透露学校名册和户籍回函的内容。

“你最早让老韩代写申诉时，先说了哪些事？”张丽慧问道。

“我说案发那晚在邻村，证人没看清，手表也没从我家找到。”赵福来回答，“后来我让他写镇上还有一个和我长得像的人。”

“关于那个人，你当时告诉老韩哪些特征？”张丽慧问道。

“在学校教书，外地来的，左耳后面有烫伤，用左手，会修自行车。”赵福来回答。

“还说过别的吗？”张丽慧问道。

赵福来想了一阵，抬手比了一个转动旋钮的动作。

“他还会修收音机，我也让老韩写了。”赵福来回答。

首次申诉中确实记有修收音机，这项内容在第一次接谈时没有被张丽慧提起。

赵福来能够自行说出，说明他对早期申诉内容仍保留一定记忆。

“你上次说，那个人会吹一种像喇叭一样的东西，这件事当时告诉过老韩吗？”张丽慧问道。

“说过，老韩说跟偷手表没关系，不给我写。”赵福来回答。

“老韩当时怎么说的，你尽量按原话回忆。”张丽慧说道。

“他说，写他长什么样就够了，吹什么东西不能证明他偷了。”赵福来回答，“纸也不是想写多少就写多少，写长了人家更不看。”

看守所里的申诉纸张需要申请，代写人也会自行选择认为有用的内容，这种情况符合当时实际，却没有老韩本人的证言支持。

“你第一次见到那件东西是什么时候？”张丽慧问道。

“秋天，树叶还绿，边上开始黄了。”赵福来回答。

“哪一年的秋天？”张丽慧问道。

赵福来把被捕、修屋顶和此前在镇上见人的时间重新排了一遍。

“抓我进去那一年的秋天，一九七八年。”赵福来回答，“那时候供销点还没有出事。”

“你在哪里见到的？”张丽慧问道。

“学校外墙边上，离后门不远。”赵福来回答，“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擦，旁边放着盒子。”

“盒子是什么样？”张丽慧问道。2

“黑的，方方的，有提手，打开以后里面垫着布。”赵福来回答。

“那件东西的颜色和形状呢？”张丽慧问道。

赵福来抬起两只手，一只手停在胸前，另一只手顺着空气画出弯曲的轮廓。

“金色的，亮得很，管子绕着弯，前头张开。”赵福来回答，“弯起来像个问号，他拿布擦完，就放进那个黑盒子里。”

张丽慧请他再比画一次，并在记录中注明动作由谈话人员根据现场观察记载。

她没有写小号，也没有说学校里曾有宣传队。

“他当时吹了吗？”张丽慧问道。

“没吹，只擦了几下，还对着亮处看。”赵福来回答。

“你在那以后又见过这件东西吗？”张丽慧问道。

“没有，就那一回。”赵福来回答。

“你怎么知道东西属于他？”张丽慧问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只看见他拿着，擦完放进盒子。”赵福来回答。

张丽慧把持有与所有分开记录，避免将一次接触写成长期占有。

“这些年里，有没有人向你提过徐钊教音乐，或者学校里有小号？”张丽慧问道。

“没有人提过小号，我也不知道那东西叫什么。”赵福来回答，“徐老师这个称呼，是我娘后来听街坊说的。”

“最近半年，你有没有向同监人员描述过那件乐器？”张丽慧问道。

“没有，他们听我喊冤都嫌烦，谁还听我说盒子。”赵福来回答。

谈话持续到规定时间以后，张丽慧逐段向赵福来宣读记录。

赵福来在两处进行了更正，一处把东西属于那个人改成那个人拿着，另一处把树叶黄了改成开始发黄。

修改处由赵福来按指印，监管干警在旁边签名确认。

“张检察官，那张申诉书是不是找到了？”赵福来问道。

“已经调到原判卷宗，今天只核实你对形成过程的记忆。”张丽慧回答。

赵福来的手在膝上搓了两下，随后把末页推回桌面。

“我当年真写过。”赵福来说道。

“原件保存下来了。”张丽慧回答。

接谈结束后，张丽慧将记录封存，回到办公室制作第二次接谈分析表。

她写明，赵福来关于管乐器的记忆起点为一九七八年秋季亲眼所见，时间早于供销点案和首次申诉。

金色、弯管、喇叭口、黑色方盒等描述，与铜管乐器及乐器箱的通常外形相合。

代写人认为该内容与盗窃案无关，因而没有写入首次申诉，这一形成原因目前只有赵福来陈述，仍待其他材料验证。

现有来源链没有显示杜晓辉案或后来同乡传闻向他提供过乐器细节。

张丽慧在结论栏写下，该细节不构成被后来信息污染的风险，具体指向仍需独立材料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