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茶楼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了。
广州的夜晚依然温热,酒店大堂里灯光柔和,几个零散的客人在前台办理入住。我穿过大堂,走进电梯,按下楼层键。电梯门合拢的那一刻,我靠在电梯壁上,闭上了眼睛。
从下午到现在的所有事情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热搜、化妆间里的沉默、导播间里的监视器、茶楼里的对话、那份签了字的协议。
一切都处理完了,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但我心里那股火,不但没有熄灭,反而在回来的路上越烧越旺。
电梯叮的一声到了。我走出来,走廊里很安静,地毯吸收了所有的脚步声。我走过一间又一间紧闭的房门,最后在丁程鑫的房间门口停了下来。
我打开门,所有人都在这——丁程鑫坐在床边,马嘉祺靠在窗边的墙上,刘耀文坐在地毯上背靠着床沿,宋亚轩坐在沙发扶手上,贺峻霖瘫在沙发里,张真源站在电视柜旁边。
茶几上摆着几瓶没开封的水和一些零食,但没有人动过。房间里的气氛沉闷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我推门进来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我。

回来了?
嗯。


事情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

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房间里安静了一瞬间。然后刘耀文从地毯上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一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去哪了?
去见了一个人。


谁?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走到沙发前,在贺峻霖旁边坐了下来,然后开口说了一个名字:
严军。

房间里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一下。所有人的表情都变了——不是惊讶,因为他们大概已经猜到了。是一种“果然如此”和“你怎么不叫上我”的神情。

你去见他了?一个人?
一个人。


在哪见的?
白云区一家茶楼。


他怎么说的?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靠在沙发靠背上,看着天花板,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了。我的声音很平静,但那种平静底下压着的东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听得出来:
他说他不是为了钱。他说他只是一个想见儿子的父亲。他说他不容易,欠了一屁股债,被限高了,连高铁都坐不了,走投无路了才会出此下策。他说了一大堆,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意思——他有苦衷,他没办法,他不是坏人。

我说到这里,冷笑了一声:
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连一滴泪都没有。真正走投无路的人,不会有心思挑在演唱会当天发长文。真正想见儿子的人,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见’。他就是想要钱,而且他知道什么时候出手最能逼人就范。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宋亚轩开口了,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带着一股压着的怒意:

他跟你开口要了多少?
他没开口。我开的价。


你开了多少?
两千万。

房间里再次安静了。这次安静的时间更长一些。然后贺峻霖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

你给了他两千万?
嗯。


就——就这么给他了?
嗯。


昭昭,那是两千万——
我知道是多少钱。

我的语气依然平静:
我给他的条件是:签协议,以后永远不能再联系严浩翔,不能再在任何公开场合提他的名字,不能再发任何关于他的内容。违约的话,全额返还加等额赔偿。

另外,他需要公开澄清那条长文的内容,说明他和严浩翔的母亲早已离婚多年,严浩翔对他没有赡养义务。

马嘉祺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晰:

他签了?
签了。


就这么签了?
犹豫了一会儿,但最后还是签了。


他有没有为难你?
他敢吗?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那种从小被富养长大的、骨子里带着的、理所当然的底气。
我从小到大都是被人捧在手心里长大的。我要什么有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没有人敢让我受委屈。因为我家里的关系,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得罪我没有好下场。我从来没有刻意用过这种底气去压人,但今晚,我用得很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