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西这家储蓄所比李建国想象的要小。
门面夹在一家五金店和一家干洗店中间，招牌上的字褪了色，“城西储蓄所”五个字里的“储”字掉了半边，远远看去像个“者”字。玻璃门上贴着一张“安全第一”的标语，还有一张“小心玻璃”的提示，两张纸都卷了边。
他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
塑料袋在他手心里被攥出了汗。
他推开玻璃门。
空调的冷风迎面扑来，吹得他打了个哆嗦。银行里的温度比外面低了至少十度，天花板上的出风口呼呼地往外吐着冷气，每一口都像在告诉他：你不属于这里。
他没有退出去。
他站在门口，先扫了一眼整个大厅。两个窗口，一个开着，一个关着。开着的那个窗口前没有人排队。大厅里有三把塑料椅子，空着两把，靠墙那把坐着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帆布包，正在打盹。
保安坐在门口的折叠椅上，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灰色制服，领口的扣子没扣，露出里面一件洗得发白的秋衣。他歪着头，嘴巴微张，假牙在嘴唇之间若隐若现，发出轻微的鼾声。
李建国松了口气。
老头睡着了。
他按照计划，走到柜台前。
柜台是那种老式的，台面是大理石的，冰凉，光滑，上面放着一个塑料牌，写着“请在此处办理业务”。他把塑料袋放在台面上，没有拍，是放的。放上去的时候很轻，几乎没有声音。
他后悔了。帖子上的原话是“往柜台上一拍”，他只放，没拍。他想再拿起来拍一下，又觉得那样太奇怪了，就不动了。
柜员抬起头。
一个扎马尾的姑娘，二十出头，脸上有几颗青春痘，眼睛不大，但挺亮。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领口别着一枚胸牌，上面写着“实习生”三个字。
她看了一眼塑料袋。
红色的，皱巴巴的，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她又看了一眼李建国。
一个中年男人，穿着深色旧夹克，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有灰，眼神躲闪，不敢看她，也不敢看别的地方，就盯着那个塑料袋，像那是什么贵重物品。
“先生，我们这里不收塑料袋。”她说。
李建国愣住了。
他张了张嘴，想说“我不是来存塑料袋的”，但这句话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出不来。他发现自己开不了口。不是不想，是不会。他不知道抢银行应该用什么语气说话——是凶一点，还是正常一点？凶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凶，他这辈子没凶过谁；正常的话又怕人家不当回事。
他站在那里，嘴巴一张一合，像一个被扔上岸的鱼。
柜员歪着头看着他，像在看一只不太聪明的狗。
“先生，您要办什么业务？”她问。
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篇帖子里写的是“把塑料袋往柜台上一拍，柜员立马就怂了”。可现在的状况是：他拍了（不对，他放了），柜员没有怂，柜员在问他办什么业务。
剧本不对。
他的手指开始发抖。
他低下头，伸手去拉塑料袋的拉链口，想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螺丝刀、胶带、纸条，只要拿出来，柜员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
可塑料袋的口子被他打了个死结。
他从超市出来的时候，怕东西掉出来，在袋口打了一个结。打完之后又觉得不保险，又打了一个。两个死结叠在一起，结结实实，怎么都解不开。
他低着头，两只手在塑料袋口上抠，指甲在塑料上刮出刺耳的声响。
柜员看着他把塑料袋翻来覆去地折腾，表情从困惑变成了担忧。
“先生，您没事吧？”
李建国的额头开始冒汗。不是热的，是急的。塑料袋的结越拽越紧，他的手指甲劈了一个，疼得他嘶了一声，但他没停，继续抠，像一个拆不开包装的急躁的孩子。
后面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你到底办不办？”
李建国回头。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他身后，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肚子很大，把拉链撑得快要崩开。他手里捏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A002”。
“不办让开，我取钱。”大肚子男人说。
他的语气很冲，带着一种理直气壮的不耐烦。他在后面站了快一分钟了，眼睁睁看着前面这个人什么业务都不办，在柜台上拆塑料袋。这里是银行，不是菜市场，他急着取钱给儿子交补课费，每一分钟都很宝贵。
李建国想解释。他想说“我不是不办，我是要办一个特殊的业务”，可他嘴巴又不听使唤了。他刚张开嘴，还没发出声音，大肚子男人已经不耐烦了，伸手推了他一把。
不是用力的推，是那种“你挡我路了”的推，手掌拍在他的肩膀上，往里一带。
李建国重心不稳，整个人趴在了柜台上。
他的胸口撞在大理石台面的边缘，闷响一声。塑料袋从他手里飞了出去，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袋口的那两个死结在空中绷开了一瞬，里面的东西哗啦一下全散了出来——螺丝刀落在柜台上，金属头磕在大理石上，叮的一声；胶带滚到了地上，骨碌碌地转了几圈，停在一个垃圾桶旁边；纸条轻飘飘地在空中翻了几翻，落在了柜员面前的键盘上。
纸条展开着。
上面的字，冲着柜员的脸。
“把钱裝进代子里，不许抱警，不许叫。”
柜员低头看了一眼纸条。她看得很仔细，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完以后，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没有害怕，没有尖叫，没有“怂”。
她笑了。
不是嘲笑，是那种忍不住的、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憋都憋不住的笑。她用手捂住嘴，肩膀一抖一抖的，笑得满脸通红，连青春痘都红了起来。
“先生，”她说，声音有点抖，因为憋笑憋的，“您是……要抢银行吗？”
李建国趴在柜台上，整个人像被钉住了一样。
他的脸贴着冰凉的大理石台面，眼睛盯着自己那根劈了的指甲，指甲缝里有血渗出来，不多，就一小点。银行里很安静，空调的出风口还在呼呼地吹，老太太还在打盹。
然后他听见了另一个声音。
“别动！不许动！”
他转过头。
保安老王醒了。
他本来睡得很死，是螺丝刀掉在柜台上的那声“叮”把他吵醒的。他被那声脆响惊了一下，整个人从折叠椅上弹起来，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一个男人趴在柜台上，柜员捂着嘴在笑，柜台上一把螺丝刀在灯光下闪着寒光。
他的脑子里瞬间闪过三个月的培训内容——遇到抢劫怎么办？按按钮！按紧急按钮！
他弯下腰，把手伸到桌子下面，去摸那个红色的紧急按钮。
可他的桌子下面有两个按钮。一个是紧急按钮，红色，圆的，在桌子内侧的立柱上。另一个是风扇开关，白色，方的，在桌腿旁边。
这个风扇开关是他自己接的。夏天太热，银行不开空调，他自掏腰包买了一个小风扇，从桌子下面的插座接了线，中间加了一个开关。开关是白色的，方的，和红色的紧急按钮只隔了一个拳头的距离。
他摸到了。
按了下去。
不对。
不是他以为的那个声音。
没有警笛声，没有对讲机里的呼叫，什么都没有。只有风扇转了。
头顶上那台他自己接的小风扇开始嗡嗡地转起来，扇叶搅动着银行里冷飕飕的空气，把柜台上那张纸条吹了起来。
纸条在空中又翻了几翻，飘落在老太太的帆布包上。
老太太醒了。
她低头看了一眼包上的纸条，拿起来，戴上老花镜，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清了清嗓子，用一种不大但很清楚的声音念了出来：
“把钱裝进代子里，不许抱警，不许叫。”
念完之后，她抬头看了一眼李建国，又看了一眼柜员，又看了一眼保安老王。
“这是谁写的？”她问，“‘报警’的‘警’写错了。”
没有人回答她。
因为在这个时候，银行的玻璃门被推开了。
两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门口。
老王没按到紧急按钮，但他按风扇开关的时候触到旁边的电线，短路了。短路触发了银行的老旧报警系统——这个系统是九十年代装的，线路早就乱了，风扇开关和报警器不知道被哪个电工接在了一起，一按风扇，警报就响了。
警察局就在两条街外。
三分钟，他们就到了。
带头的警察姓马，三十出头，干了八年，什么场面没见过。他推开门的时候，还在跟身后的同事说“估计又是误报”。然后他看见了：一个中年男人趴在柜台上，脸色惨白；地上有一卷胶带；柜台上有一把螺丝刀；柜员在笑；保安站在桌子旁边，手脚不知道该放哪儿；一个老太太举着一张纸条，正认真地在研究那个错别字。
马警官看了看李建国。
李建国看着他。
两个人对视了三秒钟。
“起来。”马警官说。
李建国从柜台上爬起来，站直了。他比马警官高半个头，但他缩着脖子，弯着腰，整个人看起来比马警官矮了一大截。
“身份证。”马警官说。
李建国把手伸进兜里。他掏出了那张揣了三年的身份证，那张他以为不能用的身份证，那张挂失以后又找回来、却从来不敢往外拿的身份证。
他递给马警官的手是抖的。
马警官接过身份证看了看，又看了看李建国的脸，又看了看柜台上的螺丝刀和地上的胶带，又看了看柜员手里那张纸条——柜员已经把它从老太太那里要回来了，正举着给同事看。
“你是来抢银行的？”马警官问。
李建国张了张嘴。
这次他终于发出了声音。
“我……我就是想弄点钱。”
他的声音很小，像蚊子叫。但在安静的银行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老太太“哎呀”了一声。
柜员又笑了，这次笑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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