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的审讯室比李建国想象的要小。
电视里演的审讯室都很大，一间屋子，一面大玻璃，嫌疑人坐在中间，对面是一排穿制服的警察，灯光刺眼，气氛压抑。可这间审讯室只有五六平米，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没有大玻璃，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焊着铁栏杆，外面是天井，能看到对面墙上爬满了爬山虎。
灯是白色的，日光灯，两根灯管，有一根坏了，一闪一闪的，像人的眼皮在不停地眨。
李建国坐在那把椅子上。椅子是铁的，硬邦邦的，坐上去硌得慌。他的手没有被铐住，但面前的桌上放着他的全部家当：一把螺丝刀，一卷胶带，一张纸条，一个红色塑料袋，一张身份证，一本户口本，一张绿色的银行卡，还有七十二块八毛钱。
钱是一张五十的、两张十块的、两张一块的、五个五毛的硬币、三个一毛的硬币。警察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确认是七十二块八。
做笔录的警察姓刘，二十六七岁，瘦高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做笔录的时候很认真，每一个字都要问清楚，连标点符号都要确认。
“你叫什么名字？”
“李建国。”
“哪个李，哪个建，哪个国？”
“木子李，建设的建，国家的国。”
“年龄？”
“四十三。”
“身份证号？”
李建国背了一遍。他背得很慢，每隔三四位就要停下来想一下，像一个小学生在背课文。
刘警官把他的身份证号输进电脑，屏幕上跳出了他的信息。没有前科，没有案底，连交通违章都没有。他骑了三年自行车，从来没有被拦过。
“工作单位？”
“没有。”
“职业？”
“没有。”
“收入来源？”
“打零工。”
“最近一次打零工是什么时候？”
李建国想了想：“上上个月，在工地搬砖。”
“干了多久？”
“三天。”
“为什么不干了？”
“腰疼，干不动了。”
刘警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李建国的腰确实不太好，他坐着的时候腰板挺不直，微微弯着，像一个被压弯了的尺子。
“你住哪儿？”
“出租屋，城东那边，城中村。”
“门牌号？”
“没有门牌号，就是那个村子，进村第二排，第三间。”
刘警官在笔录上写了几个字，写完之后停下来，看了看桌上那一堆东西，又看了看李建国。
“你今天去银行干什么？”
李建国沉默了一会儿。
“抢银行。”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比在银行里说的那句“我就是想弄点钱”要清楚得多。发音准确，咬字清晰，像是一个在心里排练了很多遍的答案。
刘警官的笔顿了一下。
“你确定？”
“确定。”
“你知道抢银行是犯法的吗？”
“知道。”
“知道还抢？”
李建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他用沉默回答了。他知道犯法，知道抢银行是要坐牢的，可他还是去了。这说明在他做决定的那个瞬间，有比“知道”更重要的东西在推着他走。
刘警官换了一个角度问：“你当时怎么想的？”
“没怎么想。”
“没怎么想是什么意思？”
李建国又沉默了一会儿。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咀嚼这个问题，把它嚼碎了，咽下去，又吐出来。
“就是，”他说，“没想。”
他确实没怎么想。从网吧出来到走进银行，这中间他想了很多事情——螺丝刀、胶带、纸条、路线、金额、还房租、买米——可他唯一没有想过的，就是“被抓了怎么办”。
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会被抓，是因为他不敢想。不敢想，就不想了。这是他一贯的生存策略：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绕过去。房子漏水，绕不过去，就用盆接。腰疼，绕不过去，就不干了。饿，绕不过去，就少吃一顿。被抓，他绕不过去，就不想了。
刘警官放下笔，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擦了擦镜片。
“你知道你这种行为属于什么吗？”他说，语气不像是在审讯，更像是在上课，“属于抢劫未遂。虽然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但性质很严重。如果银行追究的话，你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李建国点了点头。
“你明白吗？”
“明白。”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李建国低着头，看着桌上那堆东西。螺丝刀、胶带、纸条、塑料袋、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七十二块八毛钱。这些是他的全部。他的全部都在这里了，摊在派出所审讯室的桌上，像超市货架上打折处理的商品，每一件都贴着价签，每一件都不值钱。
他张了张嘴。
“塑料袋……”
“什么？”
“那个塑料袋，”他说，“能还我吗？”
刘警官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塑料袋，红色的，超市那个，”李建国的声音越来越小，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是我从超市拿的，还没付钱。三毛钱。我本来打算今天去付的，但是……还没付。你们要是还给我，我去把钱付了，不能让人家超市亏钱。”
审讯室里安静了。
日光灯一闪一闪的，像一只在眨眼睛的白色虫子。
刘警官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来抢银行，”刘警官慢慢地说，“用的塑料袋是偷的？”
“不是偷的，”李建国纠正他，“是拿的，我打算付钱的。”
“你打算付钱？”
“对。”
“你打算抢完银行再去付塑料袋的钱？”
李建国想了想，认真地点了点头。
刘警官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用手捏了捏鼻梁。
他干了三年警察，见过盗窃的、打架的、诈骗的、酒驾的，什么样的人都见过。有人被抓了嚎啕大哭，有人被抓了破口大骂，有人被抓了一声不吭，有人被抓了当场跪下。可他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在抢银行被抓之后，关心的是一三毛钱的塑料袋要不要还给超市。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重新戴上眼镜，在笔录上又写了几行字。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我是被抱养的，”李建国说，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养父养母早就没了。”
“兄弟姐妹呢？”
“没有。”
“老婆孩子呢？”
“没有。”
“朋友呢？”
李建国想了想，摇了摇头。
“一个都没有？”
“有一个，”他忽然想起来，“网吧那小伙子，帮我付了网费。算是朋友吧？我连他叫啥都不知道。”
刘警官没有在笔录上写这一条。
他合上笔录本，站起来，对李建国说：“你先在这儿待着，我去跟领导汇报一下。”
他走到门口，拉开门，又停下来了，没有回头，问了一句：“你中午吃饭了吗？”
李建国没有回答。
不是不想回答，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吃了吗？今天早上到现在，他什么都没吃。可他又觉得自己吃了——吃了那个网吧小伙子递过来的可乐的甜味，吃了那篇帖子里“三万八”的数字的幻觉，吃了银行空调冷风的凉意。这些算吃了吗？
刘警官没等到回答，出去了。
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
从门缝里，李建国能听见外面的声音：电话铃声，打印机的声音，有人在小声说话，有人在大声笑。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嗡嗡嗡的，像一个巨大的蜂箱。
他一个人坐在审讯室里，面前是那堆东西。
螺丝刀的金属头在日光灯下反着光。他盯着那道光看了很久。
他想不明白一件事。
那篇帖子里说“柜员立马就怂了”。可那个马尾姑娘没有怂，她笑了。她为什么笑？是他哪里做得不对吗？纸条写错了？螺丝刀太小了？还是他的表情不够凶？
如果要修改计划的话，要怎么改？
他想了很久，没想出来。
然后他意识到一个问题：他没有机会修改计划了。
计划已经结束了。
他的抢银行计划，开始于网吧，结束于银行。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五分钟。那五分钟里，他做了三件事：走进银行，放下塑料袋，被人推趴在柜台上。
他连“把钱装进袋子里”这句话都没说出口。
他甚至连“抢”这个动作都没做。
他只是趴了一下。
因为趴了一下，他现在坐在派出所的审讯室里，面前摊着自己所有的家当，等着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去跟领导汇报，然后回来告诉他，他这辈子要怎么过接下来的日子。
他忽然觉得饿。
很饿。
饿得胃开始疼，像有一只手在胃里拧。他弯下腰，把肚子压在膝盖上，想缓解那种疼痛。疼没有缓解，反而更厉害了。
他的眼泪出来了。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疼。胃疼，腰疼，心也疼。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他把自己缩成一团，坐在那把硬邦邦的铁椅子上，像一只被踩扁了的虫子。
门开了。
刘警官端着一碗泡面走进来。
他把泡面放在桌上，推到李建国面前。
“吃吧，”他说，“食堂过了饭点了，只有这个。”
泡面是红烧牛肉味的，红色的包装，和李建国的塑料袋一个颜色。盖子已经揭开了，热气冒出来，带着一股浓郁的味精味，在审讯室里弥漫开来。
李建国看着那碗面，没有动。
“吃啊，”刘警官说，“你不是饿了吗？”
李建国伸出手，把碗端起来。碗很烫，烫得他的手指尖发红，他没有松手。他把碗端到嘴边，低头喝了一口汤。
很烫。很咸。很好吃。
他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然后拿起塑料叉子，挑起一绺面，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就吞了。然后第二口，第三口。他的动作越来越快，吃得越来越猛，面条从嘴角滑出来，他也顾不上擦，就那么挂着，继续吃。
不到三分钟，一碗面吃完了，汤也喝完了，碗底只剩下几片脱水蔬菜的残渣。
他放下碗，抬起头。
刘警官坐在对面，看着他。
“饱了吗？”刘警官问。
李建国点了点头。
他的眼眶是红的。不是因为哭，是被面汤的热气熏的。也可能是因为别的，他说不清楚。
刘警官从兜里掏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递给他。
“擦擦嘴。”
李建国接过纸巾，没有擦嘴，先擦了眼睛，再擦了嘴角。
他把纸巾攥在手心里，攥成了一个很小的团。
“谢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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