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店搬完以后,日子又恢复了平静。
不,不是平静——是另一种平静。以前花店和医馆隔着一道墙,两家店门对门,中间只隔一条两米宽的巷子。现在花店和医馆在同一道门里,进门是医馆,拐个弯是花店,像一棵树的两根枝丫,从同一个根上长出来,向着不同的方向伸展,但从来没有分开过。
何苏叶的病人有时候会顺路来花店看看。
“林老板,这是什么花?”“林老板,这花好养吗?”“林老板,我想买一束花送给我太太,她刚生了宝宝,送什么比较好?”
林栖迟一个一个地回答,耐心地、细致地、像对待每一朵花一样。她发现,来买花的人和来看病的人,有时候是同一批人。他们来医馆治身体的病,去花店治心里的病。药和花,缺一不可。
何苏叶也发现了这个现象。
有一天,他站在花店和医馆之间的过道里,左边是药香,右边是花香。
“迟迟。”
“嗯。”
“你有没有觉得,花店搬过来以后,病人的气色都好了不少?”
林栖迟正在给一盆蝴蝶兰换盆,手上的动作没停。“可能是因为看到花了心情好,心情好了病就好得快。”
何苏叶想了想。“有道理。”
他又想了想。“那你以后每天早上在医馆门口放一束花吧。”
林栖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谁出钱?”
“我出。”
“那你给多少钱?”
何苏叶看着她,嘴角微微弯着。“以身相许够不够?”
林栖迟低下头继续换盆,耳朵红得像煮熟的虾。
“少贫。”
何苏叶笑了笑,转身回了医馆。
他走到诊室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林栖迟蹲在花架前,手里拿着花铲,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落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照得毛茸茸的。
何苏叶看了一会儿,推门进了诊室。
窗台上的栀子花开了第二朵。花瓣雪白,层层叠叠,在阳光下几乎透明,能看到花瓣底下淡绿色的脉络。花香淡淡的,不浓,但整个房间都能闻到。
七月的杭州,热得像蒸笼。
林栖迟在花店里装了一台空调——不是她舍得花钱了,是何苏叶趁她不注意的时候让人来装的,装好了才告诉她。
“你干什么?”林栖迟看着墙上那台崭新的空调,语气平静得听不出情绪,但耳朵红了。
“怕你中暑。”何苏叶站在诊室门口,一边整理白大褂的袖口一边淡淡地回答。
“我有风扇。”
“风扇不够。”
林栖迟看着他那张面无表情的脸,深吸一口气,决定不跟他争了。争也争不过——这个人嘴上不说,心里比谁都固执。他决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花了多少钱?我转你。”
“不用。”
“何苏叶——”
“诊费。”何苏叶打断了她,“你上次帮我妈看腰,我也没给你钱。”
林栖迟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沈若清上次来杭州,腰痛的老毛病犯了,林栖迟用爷爷教的法子帮她按了几个穴位,又配了一副药草热敷包。沈若清说好多了,回去以后还专门打电话来感谢她。
“那是我应该做的。”
“所以我做的也是我应该做的。”
林栖迟沉默了。何苏叶看着她安静下来的样子,嘴角微微弯了一下,转身进了诊室。
林栖迟站在花店里,看着那台空调。冷风从出风口吹出来,吹在她脸上,凉丝丝的。她站在风口吹了一会儿,把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才转身去干活。
脸上的温度一直降不下来。
不知道是空调不够冷,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八月的某个傍晚,林栖迟在花店里接到一个电话。
是一个老客户打来的,姓周,四十多岁的大姐,在林栖迟这里买了好几次花,每次都买很多。她女儿要结婚了,想请林栖迟做婚礼的花艺布置。
“林老师,我女儿特别喜欢你的花。”周大姐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一丝紧张和期待,“她说她的婚礼一定要用你的花。你能不能——能不能帮我们这个忙?”
林栖迟握着手机,手指微微收紧。婚礼——她做过婚礼的样品,做过婚礼的小型布置,但从来没有独立负责过一场完整的婚礼花艺设计。这不是一个茶馆的开业花艺,不是几个角落放几盆花就可以的。婚礼要的是完整的方案,从拱门到路引,从签到台到主桌,从新娘捧花到伴娘手腕花,从花童的花篮到蛋糕上的点缀,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错。
“什么时候?”她问。
“十月中旬。”
“场地在哪里?”
“杨公堤那边的一个酒店,有草坪。她想办户外婚礼。”
林栖迟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勾勒那个场景。秋天的杭州,杨公堤,金桂飘香,草坪上搭着白色的拱门,拱门上爬满了粉色的玫瑰和白色的洋牡丹。新人在花下交换誓言,宾客坐在花间的椅子上,花瓣飘落在香槟杯里。
她能做。
她想做。
“好。”她说,“这个单子我接了。”
周大姐高兴得连声道谢。挂了电话,林栖迟坐在工作台前,手还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兴奋。她终于可以独立完成一场完整的婚礼花艺设计了。这是她开花店以来最大的一个单子,也是她通往梦想之路最重要的一块台阶。
何苏叶端着一杯茶走过来,坐在她对面。
“接了?”
“接了。”
“紧张?”
“有一点。”
何苏叶把手伸过桌面,握住她的手。他的手暖,她的手凉,握在一起温度就刚刚好。
“你可以的。”他说。
林栖迟看着他,心里忽然安定下来。
比任何镇定剂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