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底,我带我妈去做了膝盖置换手术。
一侧膝盖,五万块。另一侧先不做,等这只恢复好了再说。
手术那天,我坐在手术室外面,手里攥着我爸的拐杖——他没来,他在家由邻居帮忙照看。走廊里的灯很亮,白得刺眼,照得一切都失去了颜色。
手术做了三个小时。
我妈被推出来的时候,脸色很白,嘴唇没有血色,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旁边挂着一个引流袋,里面是暗红色的血水。
她还没有醒。
麻醉医生叫她的名字,她没有反应。又叫了一遍,还是没有。
我的心提了起来。
“正常现象,”麻醉医生说,“年纪大了,代谢慢,再等一会儿就醒了。”
等。
又是等。
我们这一辈子,好像一直在等。等病好,等钱来,等希望出现,等天亮。但等来等去,等到的只是更深的夜,更沉的病,更远的希望,更冷的天。
等了大概四十分钟,我妈醒了。
她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是找我的手。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指动了动,回握了一下。
“妈。”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说了两个字。
我凑过去听。
她说的是:“疼。”
疼。
陈伯说的对。疼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
我妈躺在病床上,腿上开了刀,骨头被锯开,金属被植入,肌肉被缝合,皮肤被钉合。她疼,但她没有哭。她只是握着我的手,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地忍着。
她忍了一辈子。
从嫁给一个穷木匠开始忍,忍到生孩子,忍到下岗,忍到儿子生病,忍到丈夫偏瘫,忍到自己的膝盖坏掉。
现在她躺在病床上,还在忍。
“妈,”我说,“疼就喊出来,别忍着。”
她摇了摇头,挤出一个笑。
“不疼,”她说,“不疼。”
她又在说谎。
但这次我不想拆穿她了。
因为有些谎,是说给自己听的。说多了,自己就信了。信了,就不那么疼了。
我妈住院的那几天,我一个人在家照顾我爸。
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给他擦脸,刷牙,喂药,喂饭。然后扶他上厕所,帮他穿衣服,扶他到客厅坐着。然后我去医院看我妈,给她送饭,陪她说话,帮她去卫生间。
下午回来,给我爸做饭,喂饭,喂药。然后扶他上厕所,帮他脱衣服,给他擦身子,扶他上床。
晚上再去医院,给我妈送饭,陪她到探视时间结束。
然后回家,给我爸盖好被子,看着他睡着,自己再洗漱,吃药,睡觉。
一天结束。
第二天重复。
这样的日子过了五天,我瘦了八斤。
不是减肥,是累的。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累,是那种闭上眼睛就能睡着但不敢睡因为还有事没做完的累,是那种你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但必须撑因为没有人可以替你的累。
第六天,我妈出院了。
她自己拄着拐杖走出医院的,虽然走得很慢,虽然每一步都疼得她龇牙咧嘴,但她走出了医院大门,坐上了出租车,回到了家。
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环顾四周,看着这个住了二十年的老房子,看着墙上的裂缝,看着窗台上那盆快死了的绿萝,看着餐桌上的药盒。
“回来了,”她说,“还是家里好。”
好。
这个字太重了。
但她说得轻飘飘的,好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也许对她来说,这个破旧的老房子,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不是因为房子好,是因为这里是她的家,是她和我爸一起住了二十年的地方,是她把儿子养大的地方,是她所有的记忆、所有的苦、所有的甜、所有的一切都扎根的地方。
根在这里。
她就走不远。
三月初,春天来了。
树发了新芽,草绿了,天蓝了,风暖了。小城从冬天的灰白色变成了春天的嫩绿色,像一张褪色的旧照片被人重新上了色。
我爸还是每天下楼坐长椅。脱了棉袄,换了一件薄外套,还是那件穿了十几年的工装。他坐在长椅上,看着树上的新芽,看着草地上冒出来的野花,看着天上飞过的鸟。
有一天下午,我下楼找他,发现他在哭。
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地流泪。眼泪从他浑浊的眼睛里流出来,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滴在那件旧工装上,洇开一个小小的、深色的圆。
“爸,怎么了?”我蹲在他面前。
他伸出左手,指了指那棵树。那是一棵槐树,很老了,树干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春天来了,槐树发了新芽,嫩绿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槐——花——”他说。
槐花。
我明白了。
他以前是个木匠,最常用的木材就是槐木。槐木硬,耐用,不容易变形,是做好家具的好材料。他跟我说过,他年轻的时候去山里收槐木,要走一整天的山路,挑最好的树,跟人家讨价还价,然后自己扛回来。
那些槐木被他做成桌子、椅子、柜子、床,送到十里八乡的人家家里,陪着那些人过了一辈子。
现在那些槐木还在,那些桌子、椅子、柜子、床还在,但他不在了。
不对,他还在。
但他的手不在了。
他的手再也不能刨槐木了。
“爸,”我握住他的手,“等你好一点,我给你买一块槐木。你不用刨,你就看着,看着就行。”
他没有说话,眼泪还在流。
我也没有说话,陪他坐着。
槐树的新芽在风中轻轻摇晃,阳光穿过树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那些影子也在摇晃,像在跳舞,又像在招手。
我不知道它们在招谁。
也许是招我们回家。
也许是招我们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