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我出了趟门。
不是去玩,是去办一件事——把我名下那套一百二十平的房子卖掉。
那套房子我买了五年,还了五年的贷款,住了不到三年,空了一年多。它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我身上,每个月一万二的贷款,压得我喘不过气。
现在我要把它卖了。
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止损。
中介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化着浓妆,说话很快,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她带人来看房的时候,我在门口站着,看着那些人走进我的房子,打开衣柜,拉开抽屉,掀开马桶盖,像一群检查战利品的士兵。
他们不知道这间屋子里发生过什么。
不知道有一个男人在这里失眠了三百多个夜晚,不知道有一个女人在这里提出了离婚,不知道有一张离婚协议在这里签了字,不知道有一堆药盒在这里积了灰。
他们只看到墙皮有点脱落,地板有点起翘,厨房的油烟机有点旧。
他们看不到那些已经渗进墙壁里的、看不见的、说不清的东西。
最后房子卖了。
一百二十平,买的时候两百万,首付六十万,贷款一百四十万。还了五年,还了大概三十万本金,还剩一百一十万贷款。
卖了一百五十万。
还完贷款,还剩四十万。
四十万。
五年的青春,三年的婚姻,一身的病,换来了四十万。
我拿着那张银行卡,站在银行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觉得这四十万像一场讽刺剧的票根。
戏演完了。
你拿着票根走出来,发现外面什么都没有。
没有掌声,没有鲜花,没有下一场。
只有风。
很冷的风。
回到家,我把银行卡交给我妈。
“妈,这里面有四十万。给我爸看病,给你做手术,剩下的留着花。”
我妈接过卡,看了看,又看了看我。
“你把房子卖了?”
“嗯。”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她把卡放进抽屉里,关上抽屉,转过身,抱住我。
她比我矮很多,头刚好靠在我胸口。她的身体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她终于不用再担心钱了。
至少暂时不用了。
四十万。
我爸的手术费,我妈的膝盖置换,我的药费,一家三口的生活费。
够花多久?
一年?两年?三年?
我不知道。
但至少现在,我们可以喘口气了。
一口很短的、很浅的、但确实是空气的气。
正月十五,元宵节。
我妈煮了一锅汤圆。黑芝麻馅的,甜甜的,糯糯的,咬一口,馅料流出来,烫得我直吸气。
我爸吃了四个。他用左手拿着勺子,一个一个地舀,送到嘴里,慢慢地嚼,嚼很久才咽下去。吃完了,他用左手竖起一个大拇指,意思是“好吃”。
我妈笑了。
这是她这几个月来第一次真正地笑。不是那种“我没事”的笑,不是那种“不用担心”的笑,而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藏不住的、像花一样绽开的笑。
我看着她的笑容,心里又热又疼。
热是因为她终于笑了。
疼是因为我知道,这个笑容不会持续太久。生活不会因为我们卖了房子就变得容易,病不会因为我们有了钱就自动消失,未来的路不会因为我们喘了一口气就变得平坦。
但我们有了这口气。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