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旬,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赵磊的妹妹打来的。
“沈渡哥,”她的声音在发抖,“我哥他……我哥他不行了。”
“怎么了?”
“感染了。医生说感染扩散到了血液,败血症。他在ICU,已经昏迷了三天了。”
我的脑子嗡了一下。
“我马上来。”
“不用了,沈渡哥。”她哭了,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收音机里的杂音,“他今天早上醒了一次,就醒了十几分钟。他跟我说了几句话,然后又昏迷了。医生说,可能就这两天了。”
“他跟你说了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他说,让我好好上学,别退学。他说他会好起来的,让我别担心。他说——”
她说不下去了,电话里只有哭声。
赵磊。
那个在病房里冲我笑的外卖骑手。那个说“我完不完的不重要”的二十三岁青年。那个被截了腿还在问“活着干什么”的孩子。
他快死了。
我挂了电话,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街道。
街上有几个小孩在骑自行车,笑着,闹着,你追我赶。阳光照在他们身上,亮闪闪的,像一个个小小的太阳。
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哥哥正在死去。
他们不知道,他们中的某一些人,二十年后也会变成赵磊。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赵磊是在三月十八号晚上走的。
他妹妹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只有四个字:
“哥走了。”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熄灭,又点亮,又熄灭。
哥走了。
三个字加一个标点,十二画加一个点。
一个人的一生,就浓缩在这十二画和一个点里。
我打开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写:
“赵磊,二十三岁,外卖骑手,糖尿病足,截肢,败血症。三月十八日。他的妹妹会好好上学的,因为他用命换了这句话。”
写完之后,我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
然后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试图在黑暗中找到赵磊的脸。
那张瘦削的、苍白的、颧骨突出的脸。
那张在出院时冲我笑的脸。
那张在病床上问“活着干什么”的脸。
那张在手术室门口说“哥,帮我照顾我妹”的脸。
我找到了。
他还在笑。
那个笑容很淡,很轻,像阳光下的冰,正在融化。
但他在笑。
直到最后,他都在笑。
赵磊走后的第三天,我收到一个快递。
是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寄件人信息,邮戳是赵磊那个城市的。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信是赵磊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字写错了又划掉重写,有些地方被水渍洇花了——可能是眼泪,也可能是药水。
“哥: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但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话。在医院的时候,你是唯一一个来看我的人。你不嫌弃我,不嫌我脏,不嫌我穷,不嫌我是个废人。你给我带饺子,你听我说废话,你在我进手术室的时候答应帮我照顾我妹。
哥,谢谢你。
我这辈子没什么朋友,你算一个。也许不是朋友,是别的什么。我说不上来。反正你就是那种,让我觉得‘活着也没那么糟’的人。
但也就那么一会儿。
大多数时候,活着还是很糟。
哥,我不怕死。真的不怕。我就是有点遗憾。遗憾没有挣够钱,遗憾没有让我妈过上好日子,遗憾没有看到我妹考上大学。
但这些遗憾,死了就没有了。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疼,没有累,没有遗憾,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
哥,你别难过。人总要死的,我不过是早了一点。
你帮我跟我妹说,让她好好上学。跟她说,哥不在了,但哥会在天上看着她。
虽然我不信有天堂。
但我想让她信。
因为她信了,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哥,你也要好好的。
虽然你也好不了。
但至少活着。
活着就行。
赵磊”
我把信看了三遍。
第一遍的时候没有哭。第二遍的时候眼眶红了。第三遍的时候,眼泪掉在了信纸上,洇开了几个字。
我把信纸小心地折好,放回信封里,和那张照片一起。
照片是赵磊的。穿着黄色的外卖工服,骑在电动车上,冲镜头比了个V字手势。阳光很烈,他眯着眼睛,笑得很灿烂。
那是他还健康的时候。
那时候他还有两条腿。
那时候他还没有被糖尿病、被贫穷、被这个吃人的世界嚼碎。
那时候他还在笑。
真心的笑。
我把他和他妹妹的照片放在一起,夹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
然后我合上笔记本,放在枕头底下。
那下面已经有了一封信,一张离婚协议,一本相册。
那下面压着我的前半生。
我的后半生,还在上面。
还在继续。
还在等。
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