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
往年这个时候,我妈会炸丸子、蒸年糕、包饺子,把厨房里弄得热气腾腾的。今年什么都没有。灶台是冷的,锅是空的,连案板都没有拿出来。
我爸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和光秃秃的树,偶尔有一只鸟飞过,很快就不见了。
我妈在房间里翻东西,翻了好一会儿,拿出一个红色的信封。她从里面抽出几张钱,数了数,五百块。
“去买点肉,”她把钱递给我,“包顿饺子。”
我看着那五百块钱,没有接。
“妈,这钱哪来的?”
“攒的。”
“攒的?”我看着她的眼睛,“你一个月退休金才两千块,爸的工资卡已经停了,我的卡里只剩一千三。你拿什么攒?”
她没有回答,把钱塞进我手里,转身进了厨房。
我站在客厅里,手里攥着那五百块钱,纸钞是旧的,被攥出了深深的折痕,像一张被反复打开又折叠的地图。
地图上标注的不是路。
是穷。
我去了菜市场。腊月二十三的菜市场人山人海,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过年的喜气,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我穿过人群,走到肉摊前,买了两斤猪肉,一斤韭菜,一袋面粉。
一共花了八十七块钱。
剩下的四百一十三,我塞回那个红色信封,放回我妈的抽屉里。
包饺子的时候,我妈的手一直在抖。不是冷的,是累的。她的膝盖疼得厉害,站一会儿就要坐下来,坐一会儿又站起来,反反复复,像一台老旧的机器,齿轮咬合不上了。
我让她坐着,我来包。
我不会包。我包的饺子歪歪扭扭的,像一个个被打肿了的耳朵,有的馅多,有的馅少,有的口没捏紧,一下锅就散了。
但我妈没说什么。她把那些散了皮的饺子捞起来,盛在碗里,连汤带面地喝掉了。
“好吃。”她说。
不好吃。
但她说好吃。
因为这是她儿子包的。
除夕那天,赵磊给我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很吵,有人在放鞭炮,有小孩在笑,有电视里春晚的声音。那些声音混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像另一个世界。
“哥,新年好。”赵磊的声音很轻,几乎要被那些热闹吞掉。
“新年好。你在哪?”
“在家。我妹接我回来的。”
“身体怎么样?”
“还行。伤口还没长好,每天换药。医生说过完年再去复查。”
“那就好。”
沉默了几秒。电话那头的热闹还在继续,但赵磊没有说话。我能听到他的呼吸声,很浅,很短,像一只跑累了的小动物。
“哥,”他说,“我想跟你说个事。”
“说。”
“我妹说她不去上学了。她说要出去打工,挣钱养家。”
我心里沉了一下。
“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行。她说不行也得行,家里没钱了,我的药费都欠着呢,她不能再花家里的钱了。”
“磊子——”
“哥,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想让她上学,但我没法让她上学。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我怎么供她上学?”
他的声音终于有了波动,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喉咙里堵着,上不来下不去。
“哥,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死在那天?就是送医院那天。要是那天没救过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我妹不用退学,我妈不用操心,我爸不用难过。大家都省事。”
“赵磊,”我说,“别说这种话。”
“为什么不能说?”他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不是愤怒,是那种压了很久终于压不住的东西,“我说的哪句是假的?我活着有什么用?一条腿,一身病,一屁股债,连累一家人。我死了,大家都解脱。”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喊“磊子磊子你怎么了”。
然后电话挂了。
我拿着手机,站在阳台上,看着夜空里零星的烟花。
那些烟花升上去,炸开,变成一朵朵彩色的花,然后落下来,消失。
升上去的时候很漂亮。
落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除夕夜,我妈做了一桌子菜。
说是“一桌子”,其实只有四个菜——一条鱼,一碗红烧肉,一盘炒青菜,一锅鸡汤。但在这几个月里,这是我们吃过的最丰盛的一顿饭。
我爸坐在餐桌前,看着那些菜,眼睛里有光。他用左手拿起筷子,试着去夹一块红烧肉。筷子在他手里抖得厉害,夹了几次都没夹起来,肉滑回盘子里,溅出一点汤汁。
他把筷子放下,用左手拿起勺子,舀了一块肉,送到嘴里。
嚼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那个笑容歪歪扭扭的,只有左边嘴角能动,但那个笑容是真实的,是那种“好吃”的笑,是那种“过年了”的笑,是那种“一家人在一起”的笑。
我妈也笑了。她端起酒杯——杯子里是白开水,但她说这是酒——说:“来,干杯。”
我也端起杯子,跟我妈的杯子碰了一下,又跟我爸的杯子碰了一下。
清脆的一声响。
像什么东西碎了。
又像什么东西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