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后的日子,像一锅被遗忘在灶台上的粥,慢慢熬着,慢慢稠了,慢慢糊了,但没有人来关火。
十二月下旬,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几度。老房子的暖气片是二十年前装的,早就锈迹斑斑,热起来慢,凉起来快。屋里屋外温差不大,客厅的温度计显示八度,卧室可能更冷一些。
我妈把家里所有的厚被子都翻出来了,一床叠一床,盖在我爸身上。他自己动不了,翻身都要人帮忙,盖太多被子反而压得他喘不过气。有天晚上我去看他,发现他把被子蹬掉了一半,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只被冻僵的虾。
我把被子重新给他盖好,把边角塞进褥子下面。他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抓住了我的手腕。
力气不大,但抓得很紧。
“爸?”我弯下腰看他。
他没有睁眼,嘴唇动了动,含混地说了一句什么。我把耳朵凑过去,听了三遍才听清。
他说的是:“别走。”
别走。
我爸,那个从我记事起就沉默寡言、从不表达感情的男人,在睡梦中抓住了我的手,让我别走。
我在他床边坐了很久,久到我的手从凉变暖又从暖变凉,久到他的呼吸从急促变得平缓又变得急促,久到窗外的天从黑变成灰又从灰变成白。
他没有松开我的手。
我也没有抽开。
十二月二十九号,我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一千三百块钱了。
一千三百块。三个人。十七种药。一个月的饭钱。水电费。暖气费。
我坐在客厅里,拿着手机翻来覆去地看银行APP的余额,看了一遍又一遍,好像多看几遍那个数字就会变大一样。
它没有。
我妈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碗面,放在我面前。面是清汤面,只有几根青菜,一个荷包蛋。
“吃吧,”她说,“我吃过了。”
她没吃过。我知道她没吃过。厨房里只有这一碗面的痕迹,灶台上干干净净,锅里连刷锅水都是清的。
“妈,你吃一半。”
“我不饿。”
“你每次都说你不饿。”
“我真的不饿。”
我看着她的脸。她的脸比以前更瘦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下巴尖得像一把刀。她以前是个胖胖的女人,圆脸,双下巴,笑起来像个弥勒佛。现在她瘦得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不是减肥,是省出来的。
她把吃的都留给我和我爸,自己一天只吃一顿,有时候一顿都不吃。她说她“胃口不好”,但我知道她的胃口很好——她以前一顿能吃两碗米饭。
是钱包不好。
是命不好。
“妈,”我说,“过了年,我去找工作。”
“你不是说在网上找吗?”
“网上不行,我去街上找。超市、饭店、快递分拣,总有能干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的身体——”
“死不了。”
这三个字说出口的时候,我看到我妈的眼神变了一下。不是心疼,不是生气,是一种更深的、更暗的东西。是恐惧。
她怕我真的死了。
我知道她怕。所以我说“死不了”,不是为了安慰她,是为了让她怕得少一点。
但我们都清楚,“死不了”和“活着”是两回事。
死不了的意思是,心脏还在跳,肺还在呼吸,血液还在流动。
活着的意思是,有饭吃,有衣穿,有尊严,有未来。
我们有前者。
没有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