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回到家的那天晚上，小城下了很大的雪。

火车晚点了一个半小时，到站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我拖着行李走出车站，外面白茫茫一片，雪还在下，很大，像有人在撕碎一床巨大的棉被，把碎棉絮一片一片地扔下来。

我叫不到出租车。雪太大了，路不好走，很多司机都不出来了。

我在车站门口站了二十分钟，冻得浑身发抖。我的身体本来就虚，经不起冻，才站了一会儿，就开始头晕，眼前发黑，耳朵里嗡嗡地响。

我知道自己要倒了。

在倒下之前，我掏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我到了，没车，你来接我一下。”

“好，你等着，我马上来。”

电话挂了。

我蹲在车站门口，把行李抱在怀里，缩成一团。雪落在我身上，一层一层的，很快就积了薄薄的一层白。我觉得自己像一座正在被雪掩埋的雕塑，一点一点地消失，一点一点地变成白色的一部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是拐杖杵在地上的声音。

笃，笃，笃。

我抬起头，透过雪幕，看到了两个人。

我妈，扶着我爸。

我爸拄着拐杖，我妈搀着他的左臂，两个人一步一滑地走在雪地里。雪已经积了很厚，我爸的拐杖每杵一下，就陷进去一截，拔出来的时候带出一团雪。

他们走得很慢。

慢到像是在放慢镜头。

但他们在走。

在零下十度的雪夜里，两个加起来一百二十岁的老人，一个偏瘫，一个膝盖坏了的老人，在雪地里走了二十分钟，来接他们的儿子。

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这次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感动。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是心疼，是愧疚，是感激，是无能为力，是所有这些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无法命名的、滚烫的液体，从眼眶里涌出来，淌过冰冷的脸颊，滴在雪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坑。

我妈走到我面前，蹲下来，摸了摸我的脸。

“冻坏了吧？”她说。

我说不出话。

我爸站在旁边，用左手撑着拐杖，伸出右手——不，他的右手动不了，他伸出的是左手。他用左手拍了拍我的头，嘴唇动了动，挤出了两个字：

“回——家。”

回家。

又是这两个字。

我站起来，我妈接过我的行李，我扶着我爸，三个人，一步一步地走在雪地里。

身后是车站，是六百公里的距离，是那座我生活了十年却再也回不去的城市。

前面是七十平的老房子，是脱落的墙皮，是生锈的水管，是餐桌上那个三层药盒，是每天九颗、五颗、八颗的药片。

是家。

是唯一的、最后的、不得不回的、不知道还能回多久的家。

雪还在下。

我们的脚印在身后延伸，深深地印在雪地里，像一道伤口，又像一条路。

一条通往虚无的路。

但我们在走。

不是因为前面有光。

是因为后面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