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在城里多待几天。
不是因为赵磊需要我——他不需要任何人,他已经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只有他和他的腿和他的命的世界里——而是因为我不知道回去干什么。
回去?回到那个七十平的老房子,看着我爸在楼下长椅上坐着,我妈在厨房里熬汤,然后吃饭,吃药,睡觉,第二天重复。
在这里?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在一家小旅馆的床上,看着窗外的路灯,听着空调外机的嗡嗡声,然后吃饭,吃药,睡觉,第二天重复。
在哪里都一样。
都一样没有意义。
第三天,赵磊的妹妹来了。
一个十八岁的女孩,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背着一个很大的书包,头发随便扎了一个马尾,脸上有泪痕。她从河南老家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过来的,到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多。
她走进病房,看到赵磊,叫了一声“哥”,然后就哭了出来。
赵磊醒了。他看着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哭。他只是伸出左手,放在她头上,轻轻地拍了拍。
那只手跟他的身体一样瘦,骨节分明,青筋凸起,像一只被剥了皮的鸡爪。
“别哭了,”他说,“哥没事。”
他又在说谎。
但那个女孩需要这个谎。
她趴在他床边,哭了很久。赵磊拍着她的头,一下一下的,像在哄一个小孩。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是液体状的,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流下来。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不是不想看,是不忍心看。
有些东西,看一次就够记一辈子了。
第四天,赵磊同意做手术了。
不是他想通了,是他妹妹求他的。
“哥,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爸怎么办?妈怎么办?”她跪在他床边,拉着他的手,哭得说不出话来,“你要是没了一条腿,我养你。我出去打工,我挣钱,我养你。你不要死,哥,你不要死。”
赵磊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个字:“好。”
就这一个字。
这一个字里装了多少东西?装了放弃,装了妥协,装了认命,也装了一点点的、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东西。
那不是希望。
那是不忍心。
是不忍心让妹妹跪在地上求自己活着。
是不忍心让妹妹在十八岁的年纪,就背负起一个家的重量。
所以他选择了活。哪怕是用一条腿活。
手术定在第五天。
那天早上,我去医院送赵磊进手术室。他躺在推车上,被护士推着,从病房到手术室,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有灯,白色的,很亮,照得他的脸更白了,像一个纸人。
他妹妹跟在推车旁边,握着他的手,一直在说“没事的没事的,很快就好了”。
我走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
推车经过一道门,门上面写着“手术室”三个字,红色的,很大。门是自动的,感应到推车就打开了,露出里面更白的墙和更亮的灯。
护士停下来,让家属在外面等。
他妹妹松开他的手,站在门口,眼泪又流了下来。
赵磊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哥,”他说,“帮我照顾我妹。”
我说:“好。”
他又看了他妹妹一眼,然后被推进了门。
门关上了。
走廊里安静下来。
他妹妹蹲在地上,抱着膝盖,把脸埋进去,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
我站在她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只是站着,像一个多余的、无用的、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手术做了四个小时。
赵磊被推出来的时候,右腿的裤管空荡荡的,从大腿中部以下,什么都没有了。
他还在麻醉中没有醒,脸色灰白,嘴唇干裂,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被子下面,是一条腿的形状。
不对,是一条半。
一条完整的左腿,和半条残缺的右腿。
他妹妹扑上去,抱着他的脸,叫他的名字。
他没有反应。
护士说:“病人需要休息,家属请先回病房等。”
他妹妹不肯松手。我走过去,轻轻地把她的手臂从赵磊身上拿开,扶着她,跟着推车走回了病房。
走廊很长。
灯光很白。
推车的轮子碾过地砖,发出细碎的声响,像什么东西在碎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