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去那座城市的火车。
六百公里,六个小时。
跟上次一样。
但这次不一样的是,我手里没有那张回程票。我没有买回程票,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回来。
不是想死。
是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力气回来。
火车上,我靠着窗,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冬天的田野是灰色的,灰的天,灰的地,灰的树,灰的村庄。整个世界像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所有的颜色都退去了,只剩下深浅不一的灰。
我想起陈伯。
想起他说“疼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
我想起赵磊出院那天冲我笑的样子,穿着黄色的工服,背着一个破旧的双肩包,走路的姿势有点跛。
我想起他说“我完不完的不重要”。
现在他可能要失去一条腿了。
那条本来就已经开始跛的腿。
火车到站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我出站,叫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了医院的名字。司机是个沉默的人,一路上没说话,车里只有收音机的声音,播着一个情感节目,一个女人在电话里哭诉她老公出轨了,主持人用那种“我理解你”的语气安慰她。
我关掉了收音机。
不是因为吵,是因为我没有力气听别人的苦难了。我的心里已经装满了,再多一滴都会溢出来。
医院到了。
还是那栋楼,还是那个大门,还是那股消毒水的味道。我走进住院部,坐电梯上到五楼,骨科。
走廊里人很多,有拄着拐杖走来走去的病人,有推着轮椅的家属,有穿着白大褂匆匆走过的医生和护士。我穿过人群,找到了赵磊的病房。
三人间,他在靠门的床。
我看到他的时候,心揪了一下。
他比上次见的时候更瘦了。整个人像一具骷髅,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颧骨、锁骨、肋骨,每一块骨头都清晰可见。他的脸色是灰黄色的,嘴唇是紫色的,眼睛很大,大到不正常,像两个黑洞。
他的右腿上缠着厚厚的纱布,从脚踝一直缠到膝盖,纱布外面渗出一片黄色的液体,那是组织液,也可能是脓。
“磊子。”我叫他。
他转过头,看到我,笑了。
那个笑容让我想哭。因为那个笑容跟上次一模一样——那种“我没事”的笑,那种“我还行”的笑,那种“你不用管我”的笑。
但这次,他连“我没事”都说不出口了。
“哥,你来了。”他说,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纸页。
“嗯。”
我把包放下,从里面拿出那碗饺子。保鲜膜上凝了一层水珠,里面的饺子已经坨了,粘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我妈包的,路上凉了,我去找微波炉热一下。”
“不用了哥,我吃不了。”
“吃不了多少是多少。”
“不是,”他摇了摇头,“我吃不了东西了。医生说我的胃也坏了,现在只能喝营养液。”
我把饺子放回包里。
走廊里传来一阵哭声。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压着嗓子的、断断续续的抽泣。赵磊听到那哭声,眼睛暗了一下。
“隔壁床的老爷子,”他说,“今天早上走了。”
我看向隔壁床。床已经空了,床单被换过了,雪白的,平平整整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他在这躺了十一天,”赵磊说,“肺癌。每天夜里都疼得叫唤,他老伴就握着她的手,一直握着。今天早上我叫护士的时候,他已经没气了。他老伴没有哭,就那么坐着,握着他的手,坐了好久。刚才才被儿子拉走。”
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讲一个跟自己无关的故事。
但我知道,他在讲自己。
每一个躺在病床上的人,都能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结局。肺癌,肝癌,糖尿病足,只是名字不同,路径不同,但终点是一样的。
“哥,”赵磊说,“我不想截肢。”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医生说,不截肢的话,感染会扩散,到时候连命都保不住。截了肢,至少还能活着。”
“那就活着。”我说。
“活着干什么?”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绝望,不是恐惧,是困惑。像一个孩子问“为什么天是蓝的”时的表情,纯粹的、真诚的、不带有任何情绪的困惑。
“活着干什么?”他又问了一遍。
我想告诉他,活着可以有很多事做。可以看书,可以听音乐,可以谈恋爱,可以吃好吃的,可以去旅行。
但我说不出口。
因为这些话对他来说,就像对一个快要渴死的人说“水是湿的”一样,正确但无用。
他不需要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
他只需要知道,怎么活着。
而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他。因为没有人知道。